在中国革命史上,土地问题始终是一个焦点问题,而怎样对待富农,则是土地问题的关键。土地革命时期,中国共产党的富农政策与共产国际的主张之间表现出错综复杂的关系,这种复杂性是中共与共产国际、共产国际与联共（布）、中共与联共（布）之间,以及中共内部分歧的反映。专题研究这期间共产国际、联共（布）对中国共产党富农政策的影响,有助于我们深刻认识马克思主义中国化和中共何以逐渐走向独立自主进而获得成长、成熟的历程。本文建立在对马克思主义经典作家的文献研究基础上,论证了“富农”问题深刻的马克思主义理论渊源。从马克思、恩格斯,到列宁等俄国革命者,作为舶来品的“富农”概念伴随着革命实践雏形初显,并完成了从“怎样看待富农”到“怎样对待富农”、从理论到实践的跨越。而中共早期领导人正是从俄国接触到了富农理论,并将其运用于中国革命。由于共产国际的错误指导,也由于新生的中国共产党缺乏成熟的革命理论和丰富的实践经验,第一次国共合作失败了。在中国大革命失败前后,共产国际内部围绕中国问题出现意见分歧,其中的多数派存在严重的右倾机会主义错误,为了掩饰这种错误,共产国际在中共富农问题上转而采取激进策略,虽然这样的错误一度遭到中共内部抵制,但各革命根据地仍然不同程度地受到了“左”倾错误的影响。一定意义上说,这一时期的中共成为共产国际内部斗争的牺牲品。共产国际内部的意见分歧使中共在富农问题上的“左”右摇摆愈演愈烈。错误的理论导致错误的实践,使“六大”以前的中国革命遭受巨大挫折。在经历大革命失败前后在富农问题上的挫折后,经过中共“六大”,中共逐渐认识到:土地问题的中心是所有制问题,应当肯定土地私有制、肯定富农经济,并且必须执行不过分地打击和剥夺富农,进而中立富农的政策,团结富农开展土地革命战争。与此同时,这一时期共产国际对华指示的自相矛盾给中共结合自身实际处理富农问题提供了可能,而毛泽东正是以此为契机修正了自己对于富农的激进做法,不再片面强调没收一切土地,转而采取有条件地没收土地的政策,从而为中共富农政策的调整奠定了基础。然而,恰在此时,苏联爆发了“粮食收购危机”。由于斯大林与布哈林在粮食问题上的意见分歧,斯大林在苏联国内主导了一场反富农运动,迫于联共（布）的压力,共产国际突然抛出“第三时期”理论。“反富农”思想在“第三时期”理论的帮助下,迅速波及到中共的富农政策,使中共由中立富农转变为抛弃中立富农的政策,各革命根据地的革命实践出现了反复。与之形成鲜明对比的是,毛泽东本着实事求是的态度作了寻乌调查,在处理富农问题上提出“抽多补少”和“抽肥补瘦”的原则,为正确解决富农问题提供了具体路径;随后,联共（布）、共产国际支持的“国际派”在富农问题上继续执行“左”倾政策,并展开了旨在查清阶级的查田运动。面对查田运动中的“左”倾错误,毛泽东在接手开展运动时予以纠正,不仅提出正确区分地主与富农,并不过分打击富农的问题;而且在避免过分打击富农的同时,制止了侵犯中农、将中农错划为富农的错误倾向;此外,制止了查田运动中的过火行为,使查田运动所引起的恐慌局面得到了很大改观;并最终提出划分富农的客观标准,完成了对“左”倾阶级斗争思维的超越。1934年以后,一方面由于长征中中共与共产国际联系的中断,另一方面由于共产国际克服了“左”倾错误,放松了对各国际支部的控制,中共与共产国际之间的内在关系有所弱化。恰在此时,1935年1月,中共中央召开政治局扩大会议,果断结束以王明为代表的“左”倾教条主义路线统治,确立毛泽东等人对于党的正确领导;加之中日民族矛盾上升为中国社会的主要矛盾,这些原因都使得中共的决策日趋摆脱共产国际的影子。中共在富农问题上找到了符合自身实际的路线,在实践中,中共放弃了查田运动后期加紧反富农的策略,将富农作为可以团结的革命力量并给予其适当的政治权利;进而允许富农发展资本主义生产,不仅最大限度地做到了“有理、有利、有节”,促进了抗日民族统一战线的形成,也体现出中共对于新民主主义革命性质的正确判定。中国共产党逐渐摆脱联共（布）、共产国际对中共的影响,走上了独立自主的中国革命道路。直至今日,统一战线思想仍然是中共的重要经验之一,土地革命时期中共富农政策的演变留给中国革命、建设和新时代改革的启示历久弥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