技术扩散在经济学以及经济史的研究中都是十分重要的主题，技术的创新与扩散被认为是推动经济长期增长的重要因素。技术变迁反映的便是新技术出现与扩散的一个过程，本文的研究将侧重于技术扩散。本文以中国印刷技术的变迁为例来研究技术扩散有两个重要原因。第一，印刷技术是一项与文化教育、知识与信息传播、人力资本等方面密切相关的重要技术，研究印刷技术的变迁既有助于深化对技术扩散的认识，也能加强对社会与经济发展问题的进一步理解;第二，中国是印刷技术的发源地，至今已有上千年使用印刷术的历史，而从明末清初到20世纪初的四百多年时间里，中国印刷技术经历了数次重大的转变，为研究技术扩散与技术变迁提供了很好很丰富的历史事实。
　　在西方印刷术进入之前，中国便同时拥有雕版印刷与活字印刷两种印刷技术。虽然活字印刷在很多方面要比雕版印刷优越，但活字印刷的推广有限，一直没能代替雕版印刷在中国印刷业的主流地位。从清乾隆年间开始，木活字印刷在族谱印制中得到了广泛应用，并在很多地区成为印制族谱的主流。19世纪初，西式印刷术随着新教传在华传教被引介进来，各教会纷纷在中国设立了印刷所，为西式印刷技术在中国的传播奠定了基础。19世纪70年代之后，西式印刷技术在中国的传播进入发展与本土化阶段，中国民间的印刷出版商代替传教士，成为这一阶段推广新式印刷技术的主导力量。西式的石印在19世纪末取代了雕版印刷中国印刷市场主流的地位。20世纪初，以西式活字印刷为主业的综合性印刷出版公司兴起，西式的活字印刷也随之成为了中国印刷术的主流。
　　技术的采用与推广通常需要在投资与应用中得以实现，因此可以将技术的采用与普及看作是一种厂商的投资行为，如果市场上有多种技术可供选择，采用与发展其中的某项技术便是一种投资选择，这是本文基于资本视角来研究技术变迁的出发点。从资本的视角来考察印刷技术变迁主要是研究市场上的投资者对印刷技术的投资选择，投资者选择投资某项技术并获得成功主要取决于两个因素，一个是投资的意愿，另一个是投资的能力，这两个因素是本文分析的核心。投资意愿主要是对微观个体的成本收益加以比较分析，投资能力主要研究资本的“量”与“质”，资本的“量”主要是指资金的多少，资本的“质”则用企业的治理结构来衡量。作为资本“量”与“质”的提供者，资本的组织形式也是本文研究的重点。
　　本文的第二章主要介绍从明末清初至民国时期，中国印刷技术变迁的大致过程，并对各种印刷技术的特点以及发展情况加以介绍。第三章至第六章则是本文的主体部分。第三章通过分析资者对于初始资本投入较高的技术的投资意愿，讨论市场需求在技术扩散中的作用。第四章至第六章主要分析资本的组织形式在技术变迁中的作用。
　　本文第三章从投资者的投资意愿出发，分析对于初始资本投入较大的技术，其扩散的主要动力是什么。相比雕版印刷，传统活字印刷技术的初始资本投入更大，效率更高，但活字印刷技术在传统中国的应用和普及有限。不过，从清乾隆年间开始，木活字印刷成为印制族谱的主流方式。本章基于《中国家谱数据库》中族谱版本的数据以及其他相关史实与资料，分析发现:一、科举考试使得儒家经典书籍占中国图书市场的主导地位，这些书籍内容长年不变，雕版印刷便可满足其重复印制的需求;二、木活字印刷之所以能在族谱印制中盛行，最根本的原因是族谱印制的市场足够大，市场需求能够弥补前期的初始投入。而且在宗族发达地区，族谱数十年一修，市场前景广阔，降低了投资活字印刷族谱的市场风险。清乾隆年间之后中国金融市场的发展也为投资活字印刷提供了条件。此外，本章还研究了晚清图书市场的巨变与西式活字印刷技术兴起的关系，再次验证了对于初始投入大、而效率更高的技术，其扩散与普及需要市场需求来推动的观点。
　　本文第四章主要研究资本的“质”即企业治理结构对印刷企业以及印刷技术传播与发展的影响。19世纪初至19世纪70年代，传教士引进并改良了西式印刷技术，教会的印刷所是这时期推动西式印刷技术在华发展的主力，其中伦敦会的印刷所起步最早，19世纪60年代之前，伦敦会创办的上海墨海书馆与香港英华书院在技术、设备以及影响力等方面都胜过美国长老会创办的印刷所。但19世纪60年代之后，美国长老会创办的美华书馆逐渐成为在华规模最大，也最具影响力的教会印刷所。本章基于教会的档案资料及其他相关资料，分析发现:一、教会提供的资本在西式印刷技术的引介与改良过程中发挥了重要作用。西式印刷技术的投入极高，中文活字的改良与铸造，以及印刷机器的引入都需要大量的资金，教会在资金与技术上的资助，为中国西式印刷技术的引入与传播做了很大的贡献;二、教会印刷所的治理结构对其自身发展与印刷技术的传播都有重要作用。将印刷所比作公司进行考察，教会是印刷所的股东，传教士相当于董事会，印刷主管相当于经理人，这三者之间的关系便构成了印刷所的治理结构。这种治理结构决定了印刷主管在印刷所的权力与地位，进而影响到了整个印刷所对待商业印刷与商业利益的态度。伦敦会与美国长老会的印刷所在治理结构上的差异最终对印刷所的走向以及印刷所在中国印刷技术传播中的作用与地位都产生了影响。
　　本文第五章主要研究19世纪末中国早期的股份制公司在石印技术发展过程中的作用。这一时期，中国的印刷出版商取代了传教士成为西式印刷技术在华传播的主力，石印取代中国传统的雕版印刷成为中文印刷的主流，中国的印刷行业也进入了工业化生产阶段。不过，这时期集股成立的大型石印公司大多存续期不长。本章基于《申报》资料、《晚清营业书目》、企业家自叙年谱等史料，并通过对同文书局兴衰的案例分析发现:一、石印技术对资本的需求较大，早期的股份制公司筹集资金的功能为大型石印书局提供了足够的资本“量”，直接促成了石印设备与技术的引进及商业化。大型石印书局还帮助其他中小型石印商完成了前期的资本积累，推动了石印技术的普及;二、早期的股份制公司在资本的“质”上还存很大不足，最终限制了石印书局与石印技术的进一步发展。这一时期的公司制度很不完善，法人治理结构也存在很大缺陷，导致大型石印书局难以应对转型时期的风险。同文书局在发展的过程中被大股东自身债务拖累，经营决策接连出现失误都与公司治理不完善有关，最终导致了公司的关闭。
　　本文第六章主要研究20世纪初发展成熟的股份制公司在新式印刷技术发展过程中的作用。这一时期，对初始投资要求更高、以西式活字印刷为主的综合性印刷出版公司兴起，西式活字印刷技术也成为了中国印刷业的主流。新技术的改良与发展在这一时期进一步加快，综合性的印刷出版公司为新式印刷技术的创新改良与推广做了很大的贡献。本章基于《申报》资料、书业的章程制度、企业家的日记与年谱等史料，以商务印书馆为例，对综合性印刷出版公司在新式印刷技术传播与创新中的作用做了考察，研究发现:一、股份制公司作为筹集资金的方式，为综合性印刷出版公司的发展在资本“量”上提供了保障，使其有能力引入并创新印刷技术与设备;二、由于公司法人制度的确立，公司治理不断得以完善健全，资本的“质”保障了综合性印刷出版公司健康持续的发展。此外，由于公司的预期寿命更长，综合性印刷出版公司投资新技术的意愿也随之更强，使得新式印刷技术的改良与发展比以往更加兴盛与迅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