大数据带来了信息采集使用方式上的新变化。这种新变化同样体现在了政府采集使用个人信息之上。大数据具有数量大、时效性强、范围广等特点,这些特点同样会给政府采集使用个人信息带来新的特征:体量更大、时效性更强、用途更广、方式更加隐蔽。当然,也同样会带来更多的问题:包括采集行为会侵犯他人隐私,使用行为亦有可能导致他人的信息受到泄露。这些问题的产生都有其深层的原因所在,政府在采集使用过程中的权责不明、民众缺乏相应的主动权以及技术的快速发展都是上述问题产生的原因所在。保护个人信息免受非法侵害是现代人权的必然要求,而对政府权力进行控制也是“法治国”的重要体现,因此,应当对政府采集使用个人信息行为进行规制。目前我国虽已出台不少法律、法规和规章,其中涉及政府的采集使用行为和个人信息保护,但尚未形成政府信息采集使用个人信息的完备法律体系,未对其中的关键问题予以规范,救济途径也缺失。为规范行政机关对个人信息的采集利用,首先应当立法加以完善。立法上应当坚持目的限制原则和知情同意原则,同时明确“公共利益”作为行为的目的。而对于公共利益的认定上,应当站在事件发生的后果上来判断何为公共利益。其次,应当对现有的制度予以完善。第一应当将首个需要个人信息作为行政行为依据的政府部门作为信息首次采集的主体;第二,以“公共利益”、“非因工作不得采集”和“隐私权保护”作为原则将采集的信息分为“应为”“可为”和“勿为”三个范围;第三,以公共利益和公开为原则,确定政府间信息共享的程序和范围;第四,借鉴数字证书技术,明确政府采集使用的程序;第五,明确违法采集使用的法律制裁措施;第六,赋予民众信息自决权和被遗忘权等个人信息主体权利。最后,还应当完善举报路径和救济渠道,包括构建完善的查询方式和举报路径,明确政府采集使用行为的可诉性以及完善公民的申请赔偿权利。