以工具理性为基础的系统整合理论与以文化或交往为基础的社会整合理论可以看作是哈贝马斯理论体系的关键。随着现代社会科学技术的发展,产生了工具理性的思维模式为基础的庞大权力或经济体系,整齐划一和高效成为整合世界的要求,权力或金钱成为主导整个世界的重要的媒介。系统入侵和殖民了以交往为基础的“生活世界”,“生活世界”成为了“牢笼的世界”,生活在系统控制中的人被他描述成“无精神的专业人、无感情的享乐人”是一种“活机器”。哈贝马斯将科学与文学对立起来。哈贝马斯继承了韦伯的理论,用“理性化”描述了西方宗教世界观向世俗文化解体的过程,技术理性强调理性万能,要用知识取代神话,这也就是“祛魅”的过程。系统的发展使人与文化发生了超阶级的异化或物化。制度的制定入驻了工具理性的思维,成为了技术官僚的工作。传统社会的政策制定由价值取向决定,但是技术理性的意识形态导致由金钱和权力对政策制定影响进一步取代了由基于交往产生的价值对政策制定的影响,如此,社会整合被系统整合方式取代,政策的理解和制定中要求的“主体间性”成为了“主体性”。政策法规的制定需要合法性支撑,合法性是所处一个政治或经济共同体中的公民对调控或支配他们行为的政治系统、经济系统或法律系统的普遍认可的接受。缺少共识基础的制度会逐渐丧失合法性,经济、政治乃至文化也会不断出现危机。为了保障世界的和谐发展,“生活世界”需要不断抵抗系统的入侵,交往共识产生的政策制度才具有合法性,更容易被普通民众接受。这样的方式被称为程序主义民主或哈式民主,这样的民主方式调和了自由主义和共和主义的思维模式。当然这样的理论也有一定的局限性,需要进一步修正。　　系统思维带来了“权力本位”、“家长制权威”、“金字塔式压制模式”的权力模式,社会的转型需要构建“人本位”、“法制权威”、“多元权力结构”等新的权力观。用系统整合与社会整合的视角贯通哈贝马斯的基本理论,通过对“哈贝马斯”的整合理论研究,对我国社会的发展和治理现代化有所贡献,构建和谐社会。