改革开放以来，中国经济一直保持中高速增长。其中，改革的前一阶段的经济增长基本上与劳动力就业的增长同向变动，即经济的快速增长同时带动了就业的快速增长。然而，进入1990年代，尤其是亚洲金融危机爆发过后，尽管中国经济仍就保持着世界第一的增长速度，但是就业的增长却出现萎缩，理论界称之为“无就业增长的经济增长”或“无就业增长(Joblessgrowth)”。无独有偶，美国也出现了这种现象。是巧合还是必然?如果是经济发展的必然，那么对于两个截然不同的国家——无论是社会、经济制度还是经济发展阶段——其背后蕴含的经济发展规律又是什么呢?如果是巧合，那么两国在经济发展过程中这种相同的现象又意味着什么呢? 美国等发达国家发生“无就业增长的经济增长”现象的原因主要在于技术创新使得资本、技术对劳动力有效替代，而替代的原因是：一方面，工资刚性或工资粘性使得劳动市场上的工资水平不能反映劳动力要素的真实价格，造成劳动力要素稀缺的“假象”；另一方面，发达国家长期的人力资本投资也使得劳动力价格上升。尽管如此，它却反映了美国资本、技术以及劳动力等要素禀赋的特征。 中国属于发展中国家，劳动力丰富，而资本稀缺，在这种情况下发生无就业增长的经济增长现象说明我国的经济增长与技术进步没有正确反映我国的要素禀赋特征。因此，尽管几乎中美两国同时出现经济增长伴随就业下降的现象，但两国经济背后的含义却存在明显差异。考察我国经济增长的路径选择，做出合理的解释，同时研究经济增长路径对就业的影响构成了本文的重点，也是本文的一个创新点。通过实证分析，我国的农业、工业以及乡镇企业的发展都呈现两阶段特征，而第二阶段又呈现资本化与重工业化的趋势，尽管这种趋势没有反映我国的要素禀赋特征，但在目前的经济状况下却带有某种“理性”。之所以是理性的就是因为在技术不可得、需求结构升级而且存在相关的制度障碍等的情况下，市场机制的作用结果必然是促使微观经济主体选择资本化、重工业化，而不是充分发挥劳动力要素丰富的优势。 中国经济的高速增长，只能让少部分人分享增长的成果，这显然是不公平的。要使绝大部分分享经济增长的成果，增加就业、提高居民收入无疑是最根本的途径。转移农村规模巨大的剩余劳动力，解决城镇大量的下岗失业，是我们面临的主要问题——如果到2030年使农业部门就业量占全国总就业的比例下降到10％左右，我们需要每年创造1200-1500万的就业机会1。这看似是不可能，但我们曾经却做得更好，仅乡镇企业在1984到1998年就所创造的就业岗位就超过了13000万个，如果继续采取同样的发展模式无疑可以顺利完成向一元经济的过渡。因此，选取适合我国要素禀赋特征的经济增长路径是我们所面临的最主要问题，要解决这一问题就必须由政府出面对相关技术进行投资。在技术可得的情况下，解决我国的无就业增长的经济增长问题将是非常简单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