健康不仅仅是评估国家发展质量的重要指标,更能够作为一项重要的“人口红利”惠及整个全体居民,缩小健康差异、消除健康不平等现象是提高居民健康水平的重要落脚点。在当前的中国,经济社会进步和健康状况总体改善的背后依然存在明显的健康差异现象,大量研究证实了我国社会中广泛存在着社会经济地位差异、收入差距、教育不平等、区域发展失衡等问题,这将进一步加剧不同群体间的健康差异,进而降低经济社会发展质量、有损于整体社会福利。本文将从中国居民健康差异现象出发,基于中国经济由持续增长到增速放缓的时代背景,引入OLS回归、多层模型跨层交互的方法,分别从微观、宏观两个视角分析健康差异具体表现及其趋势的持续与变迁。研究所用数据为中国综合社会调查（CGSS）的六年份、跨十年的混合横截面数据。本文实证部分具体包括微观和宏观两部分,具体回答了以下问题:（1）微观分析:我国居民是否存在健康差异;健康差异具体表现以及时期变迁趋势如何;（2）宏观分析:在观察期前后,经济增长和公共财政支出对健康有怎样的影响;是否有助于调节健康差异;其调节作用的具体表现及持续和变迁趋势是怎样的。通过以上实证分析,本文结合了2010年前后中国经济持续快速发展阶段到“新常态”下经济增速放缓的宏观背景,通过分析经济增长、公共财政支出在不同时期对健康差异的影响,首次检验了转型期前后经济增长和公共财政支出对健康差异改善效果。以此来探究不同发展时期经济增长、公共财政支出的健康效应,可以为政府制定政策、减少健康领域的不平等现象提供理论支持,因而具有重要的理论和现实意义。研究发现:第一,我国居民存在显著的健康差异,城乡居民和不同性别间居民存在健康差异。趋势方面,不同收入群体的健康差异有放大趋势,但与教育相关的健康差异现象有所弱化;第二,教育健康回报最大的群体是农村居民和女性群体,该结论支持了“资源替代理论”,即受教育程度的提高可以显著地改善这两类资源较少的群体的健康水平;第三,经济增长对健康的直接促进作用最显著,而市场化指标和公共财政支出对健康没有直接促进作用。市场化水平和增加公共财政支出虽然无益于直接提高居民整体健康水平,但能够有效地弱化教育、收入对自评健康的影响、从而调节群体间调节康差异。经济增长、市场化水平提高、公共财政支出的增加能够改善资源匮乏群体的健康状况,结果依旧支出“资源替代效应”;第四,经济增长和公共财政支出对健康差异的调节作用在观察期十年内发生了变迁。相较于观察期前期,2015年时经济增长和公共财政支出对健康差异的调节作用不再显著。基于此,本文提出的主要建议有:利用资源替代效应缩小健康差异,通过缩小教育和收入差距等方式将更多资源社会弱势群体倾斜,增加对经济落后地区、农村地区和社会弱势群体的教育投入,调整收入分配,重视低收入群体的健康状态;在其他维度上为社会弱势群体提供符合条件的替代性的资源,保障生存能力较差的社会群体的健康水平;不断提高政府的服务能力,在消除经济贫困的同时着力提高农村居民的幸福感和生活满意度;探索高质量经济增长模式、调整公共财政支出,实施有利于缩小健康差异的健康调整宏观机制。