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国在工业化、城镇化、现代化进程中,由于过多的追求发展速度而欠下了许多生态帐。在这些生态帐之中,一条条水质恶化的河流犹如一道道伤痕遍铺,急需生态修复。党的十八大提出了生态文明建设,把可持续发展提升到绿色发展高度。党的十九大进一步指出,加快生态文明体制改革,建设美丽中国。随着国家大政方针的引领,各地方政府陆续开展了旷日持久的河道治理工作。河道治理包含了一系列工作,整治、修复、建设、运营、管理,在不断开展的河道治理实践中,逐渐形成了完整的河道治理体系。浙江长兴的“五水共治”和江苏无锡兴起的“河长制”等成为河道治理的成功典范,其中,“河长制”以其党政一把手负责、因河施策、综合防治、协同共治等治河亮点开始在全国各省市推行。河道治理本质是治理工作,党的十九届四中全会首次把推进国家治理体系和治理能力现代化作为大会的鲜明主题,这意味着中国之治又有了新的组成和目标。河道治理作为生态文明领域最具紧迫性、广泛性、代表性的国家治理内容,其中一种理想的治理与运作模式就是协同治理。以“河长制”为基础,完善河道治理权责体系、先定约束、利益趋同,构建跨政府、市场、社会的协同治理体系,是实现河道治理体系现代化的重要路径和举措。笔者通过对近年来重庆市长生河河道治理及河长制工作开展情况进行分析,发现长生河协同治理尚存在诸多问题,主要体现为河道治理效能低、各方参与不深入、治理策略不协调。以协同治理理论建立的框架体系进行原因分析,有几方面原因:在协同治理系统方面,系统构建不完善、系统环境较复杂、系统边界不明确;在自组织方面,政府子系统组织统筹弱化、市场子系统参与存在局限、社会子系统参与不充分;在序参量方面,权责体系界定不明、先定约束限制过多、利益趋同引导不足。由于以上原因导致长生河协同治理难以较好实现,笔者进一步从协同治理体系角度提出对策建议,一是完善长生河协同治理体系,依托河长制健全协同治理系统、明确河道治理边界、优化协同治理环境;二是强化长生河协同治理体系自组织作用,充分发挥政府核心主导作用、市场资金技术优势,引导社会广泛积极投入;三是强化长生河协同治理体系各序参量功能,明晰权责优化体系、切合实际科学施策、完善机制多方共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