道德法律化是当代中国法治中的必然现象,是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法治建设必然要面对和处理的问题。从当代中国目前的道德法律化实践来看,尚没有取得一个道德与法相得益彰的理想结果,呈现为道德与法比较紧张的关系。这种紧张关系本质上是道德法律化实践与法治理念的冲突和背离。这一现实问题反映到理论研究上,就是对于道德法律化之逻辑、方式、限度等等问题尚没有在理论上进行彻底的梳理。如果不能够很好地处理相关的问题,一方面会使道德秩序与法律秩序之间处于持续的紧张状态,另一方面也会损伤当代中国的法治事业。本文认为,道德法律化在我国的困境,本质上是道德法律化与法治之间不协和的反映。道德法律化无论其实体目标多么高远,都必须在严格的法治框架下展开,否则无以成法治,也无法达成依赖法治所欲实现之目标。本文要处理的即是一个道德法律化如何与我国的法治建设相协同、相融合、相互促进的问题。这一问题既涉及到如何理解道德法律化,也涉及到如何理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法治。论文总共分为五章。第一章对道德法律化的一般性理论进行阐述,第二章对中国道德法律化之历史和当代实践进行介绍,第三章对当代中国道德法律化实践从原因、困境、困境纾解三个层次进行评述,论文第四章和第五章分别从立法和司法维度对当代中国道德法律化实践的困境及其纾解进行具体的阐述。论文第一章阐述道德法律化的一般性理论。首先对道德法律化的概念进行了诠释,提出应该广义地理解道德法律化概念,即从立法和司法两个维度理解道德法律化,才能够更为完整地理解中国法治实践中的道德法律化问题。其次论述了道德法律化的证成,认为道德秩序建构的外在需要、道德与法的内在关联以及法律正当性建构的内在需要三者构成了道德法律化的理论证成。最后,以西方法理学为背景,一般性地阐述西方代表性法学流派（自然法学派和分析实证法学派）和政治哲学流派（自由主义和保守主义）对待道德法律化问题的不同立场,以作为思考我国道德法律化问题的参照系统。论文第二章对我国道德法律化的历史与实践进行介绍。首先指出传统中国法中包含深厚的道德法律化传统,但同时也成为阻止其向现代法治发育的因素。其次描述近代以来法制现代化过程中,始终贯穿着道德法律化过程,只不过不同历史时期道德法律化的具体内容有所差别。道德法律化与社会主义革命的相遇则产生了一些特殊的结果,表现为革命道德凌驾于革命法制之上。最后回到改革开放以来的道德法律化实践的介绍。传统的以及革命的道德法律化遗产共同汇聚到改革开放以来的道德法律化实践中,使得德治传统、革命道德以及现代法治共同汇成了当下道德法律化的复杂实践。其集中表现为立法层面道德的“泛法律化”和司法层面的“泛道德化”。论文第三章从成因、困境、困境纾解三个层面对当代中国道德法律化实践进行述评。当代中国道德法律化实践之成因或曰内在驱动,至少蕴含在以下几个方面:（1）法律人民性,乃是社会主义法传统赋予当代中国道德法律化实践的驱动力。（2）礼法传统,乃是传统中国法的道德法律化特质深植于中国文化深处,对当代中国道德法律化实践产生的一种历史文化驱动力。（3）超越形式法治。当代中国道德法律化基于其社会主义的定性,虽以西方样式的形式法治为模板,却不能满足于形式法治要求,而时时存着一种超越形式法治的欲求。（4）美好生活则是更贴近中国人生活方式的一种伦理学样式,它其实一直蕴藏在我们对理想生活的理解中,道德法律化即表达了这样一种理想生活的追求。由此也带来当代中国道德法律化实践的困境。其困境在根本上表现为与最低限度法治理念的冲突,具体表现为三个方面:（1）道德“泛法律化”与作为现代法治之核心价值——人权保障的冲突;（2）实质理性取向与形式法治之冲突;（3）对现代法治所需要的权力结构基础——司法权独立性的冲击。最后提出当代中国道德法律化实践困境纾解的一般性思路。本节以形式法治与实质法治这一对概念为框架,试图探寻我国法治中实质法治与形式法治的底线性共识。本文认为,我国实质法治的底线性共识应在于以人之尊严为基础来界定实质法治目标。而形式法治的底线性共识则在于法的安定性与限制专断权力。在上述我国法治理想图景之底线性共识的描绘基础上,继而对中国的法律道德主义问题,即非基本道德法律化的一般性原则进行阐述,认为非基本道德的法律化应坚持法不强人所难、止恶而非扬善、规范行为而非思论文第四章论述立法层面的道德法律化。立法层面的道德法律化集中表现为如何创制良法的问题。首先关注什么是良法的问题。当代最有代表性的两位思想家罗尔斯和哈贝马斯均提出了探寻良法的主张。在当代社会,关于什么是良法的共识都只能在自由平等的个人基础上通过理性程序达成。我国良法的制定应以正当性为标准,将良法之实现充分建立在程序合理性基础上。但同时,从良法的构成来看,良法的标准仍应由实质正义和形式正义两个层面构成。论文其次阐明我国良法的制定应遵循的原则和限度。对法律制定过程的民主化控制以及对法律内容的宪法化控制,乃是良法得以产生的基本条件。此外,我国致力于用立法提升道德时要注意把握法律提升道德的限度。根据不同性质的道德维度,法律提升道德的限度和具体方式也不一样。本章最后以我国核心价值观入法为实例,具体分析我国立法层面的道德法律化问题。核心价值观入法可以遵循写入立法目的条款、化为法律原则、立法修订等多条路径实现入法。但在具体实践中也应把握以下几个问题:（1）核心价值观入法应把握好边界,充分保障公民自由、道德自治。（2）在核心价值观入法的操作层面,应坚持民主立法的程序,应综合采用立法目的条款、原则条款、具体规范条款三种入法方式,应科学设置法律条文,使其具有可操作性。（3）核心价值观入法应侧重于通过宪法实施的方式落实核心价值观。论文第五章论述司法层面的道德法律化,即司法回应道德的问题。首先在司法理念层面,基于对最低限度法治的守护,司法回应道德的合适立场是:以司法克制为基础、司法克制与司法能动相结合。同时本节还提出,针对司法与民意之落差,应从法治共识层面进行弥合,使司法和道德之间形成一种良性互动的效果。其次司法回应道德的制度性装置要求:（1）从外部保障司法的独立性,减少外部因素对司法权独立行使之干扰。（2）在广义的程序方面,以司法正当程序之维持确保司法的程序正当性,在此基础上,通过人民陪审员制度、调解制度的运用,建立理性化的司法与道德的联通机制。（3）加强裁判文书说理,为司法裁判中充分的道德论证的引入提供必要的场所和结构性支持。（4）基于依法裁判原则之严格要求,将司法回应道德建立在严格的证据裁判原则基础上。本章最后从司法回应道德的三个场域——依法裁判、法律解释及法律续造——具体阐述司法如何回应道德。本节旨在论证:（1）司法对道德的回应是依法裁判的应有之义,也完全可以在依法裁判的框架中完成;（2）法律解释和法律续造作为司法回应道德的两种基本方法,应遵循特定的理性法律论证要求的约束,在实现个案正义的同时,也能够最大程度上周全法的安定性价值,从而实现形式正义与实质正义的统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