经济学乃经邦济世之学，就是借助于经济学的理论解释世界并指导世界。从方法论的角度，我赞同理论来源于对实践的观察，即通过观察现实，寻求其中具有规律性的东西，并因此上升到理论。基于这种认识，本文的研究重在认识现实，通过对2003-2005年宏观经济运行的实证分析，探析这轮经济过热的特征及根源所在，考察我国经济体制转型期经济波动的一般特征，并通过这轮宏观调控手段、阶段的总结及宏观调控效应的评析，探寻我国转型期进行到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框架基本建成阶段宏观调控的一般规律，对我国转型期宏观调控理论进行补充和完善。　　文章除导论外共有五章内容，在逻辑关系上分为三大部分，第一部分（第一章）为理论基础篇，对宏观调控的理论基础从西方宏观经济学有关理论和我国理论界研究既有成果两个方面进行了评述。第二部分为实证分析篇（第二一一四章），对我国2003-2005年宏观经济波动和宏观调控进行了深入评析。第三部分（第五章）以第二部分为基础，致力于对我国转型期进行到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基本建成这一阶段的宏观调控理论架构进行完善。　　各章的具体内容如下:　　第1章:政府宏观调控理论基础述评。本章目的在于对既往宏观调控理论进行全面而扼要的总结评价。通过对现代宏观经济学产生以来各思想流派关于政府干预宏观经济有效性理论进行综述，认为现代宏观经济学政府干预理论体现出观点日益融合、研究方法日臻多样化、理论体系逐渐完善的趋势。市场经济的共性决定了西方政府干预理论为我国宏观调控理论提供了有益借鉴;但是，西方政府干预理论三个基本假设与我国处于向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转型期这一制度背景并不符合，从而使这些理论在我国并不具有完全适用性。分析我国现有宏观调控研究成果，发现既有研究在研究角度、研究方法上存在不足，借鉴西方政府干预经济理论没有根据中国的特殊制度基础进行充分的适用性改造，宏观调控理论滞后于实践发展。　　第2章:2003-2005年中国经济运行实证考察。本章目的在于对考察期内宏观经济运行进行全景式、过程式探察，对该时期宏观经济运行特征做出判断，奠定其后各项研究的基础。本章首先运用里昂惕夫模型计算2003年前后实际GDP和潜在GDP对比，并结合奥肯定律对失业率进行考察，得出2003年我国经济失衡属于结构性失衡而非总量性失衡的结论。通过对三次产业增长率、第二产业内部轻工业和重工业增长率比较，以及个别行业钢铁、水泥、包含电解铝在内的十大有色金属增长率考察，发现此轮结构性过热的具体表象和宏观调控措施出台后的变化。对固定资产投资从总量以及在不同产业、区域、中央与地方之间的分布等多角度进行考察，发现固定资产投资是带动2003年前后经济结构性过热的重要原因，且伴随固定资产投资率上升及投资效果系数下降，固定资产投资增长率表现为第二产业高于一、二产业，地方高于中央、中部和西部高于东部地区，港澳台企业及外商投资企业和股份制企业高于其他类型企业的特点，投资资金来源主要来自于自筹资金和银行贷款。通过考察消费需求的变化情况，发现这轮经济过热中消费需求偏冷的变动轨迹。通过考察物价指数的变动，发现此轮经济过热中CPI上升幅度较小，通过考察不同物价指数及其传递过程，发现上中下游不同物价指数呈由高到低的特点，呈现出价格传导时滞延长、价格传导程度减弱等特征。这章考察的另一收获在于发现宏观调控措施显效的同时，国民经济结构一定程度上得到调整和优化。　　第3章:中国转型经济与2003-2005年经济结构性失衡。本章目的在于探寻2003年前后经济结构性过热的根源，总结我国转型期宏观经济波动的一般特征，认为本轮结构性过热的根源在于渐进式制度变革而导致的市场化程度差异。本章首先以新制度经济学的视角阐释了体制转型的长期性特征和其中蕴含的经济结构性特征。其后，考察渐进式制度转型在中国的演进轨迹和当前的市场化进程，认为我国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框架已经基本建成，市场已经成为基本的资源配置手段。但是，渐进改革过程中市场化进程的次第推进导致了经济结构性差异。由此，我国转轨经济背景下的经济波动特征体现为:通货紧缩与经济过热的交替出现特征、通货紧缩或经济过热的结构性特征。接下来，就经济结构性通缩和结构性过热的形成机理和表象分别进行了深入分析，认为微观主体的资金和土地“成本软约束”是2003年我国投资过热的源头、具有独立的利益目标和行为企业化的地方政府是投资过热的重要推动者。通过以上研究，澄清了关于本轮经济失衡成因的各种分歧，并隐含了针对这种经济过热的宏观调控应选择的具体手段。　　第4章:2003-2005年中国宏观调控过程及其效应评析。本章的目的在于对2003-2005年宏观调控手段进行总结，对其效应从经济学的视角进行解析。本章首先将该轮宏观调控划分为三个阶段，认为总体上此轮宏观调控具有针对性强、阶段递进性、调控手段和调控对象的综合性等特点。通过对经济性手段（主要是货币政策）的效应进行评析，发现总体上，货币政策发挥了一定作用，但只能解释一部分的宏观调控效果。行政性手段使本轮宏观调控发挥了显著作用，但在初期效果并不明显，对此，从行政性手段在计划经济体制下的保障条件出发，认为我国社会主义市场经济基本建成的制度环境是行政性手段效力下降的根本原因，在紧急时期以特定的措施使这些条件在一定程度上恢复，是行政性手段效力再次得以发挥的保障。总体上，对于此轮经济失衡，政府希望尝试主要运用经济手段来实施宏观调控，但是在汹涌的经济过热背景下不得已求助于行政性手段，但是由于市场基础发生变化，行政手段的有效性遇到了挑战。　　第5章:转型期更有效的宏观调控理论建构。本章的目的在于基于实证研究对现实的认识和对既往宏观调控理论的反思，为转型期宏观调控理论的完善做出一些努力。文章从剖析此轮宏观调控过程中的反对意见出发，给出市场经济条件下政府干预宏观经济的两大基本原则“市场法则”和“必要法则”，进而概括出完善的市场机制下政府干预的“二元模式”以及我国在经济体制转型期形成的宏观经济管理的“三元模式”。在其基础上，对转型期宏观调控理论建构应包含的宏观调控目标、宏观调控范围、宏观调控对象、宏观调控手段体系、宏观调控权的配置和协调等五个主要方面进行了理论的界定。针对此轮宏观调控中被关注的宏观调控法律问题，从宏观调控法律体系构成的角度对“宏观调控法”建立的必要性、可行性等做了阐释。本章最后指出我国转型期宏观调控和体制改革的互动关系，认为实现体制改革的完善才能走出体制性经济波动的困扰，而针对经济波动的宏观调控往往面临着社会利益关系的调整，这可能是推进体制改革的良好时机。　　本文较早地对2003-2005年的经济波动和宏观调控进行了全景式的深入评析，在此基础上，本文在理论上的主要创新之处和贡献是:　　1.给出西方宏观经济学关于国家干预经济理论的几个隐含的基本假设:制度是外生的或中性的，对经济运行是无摩擦的;宏观经济政策的目的是熨平由于市场机制本身的原因导致的经济周期;假定市场是同质的，将研究定位于总量层面，不考虑结构性问题。这意味着西方政府干预理论与我国现实的制度背景不相适应，蕴含着我国宏观调控理论研究必须将本国现实的制度基础作为重要出发点。　　2.运用里昂惕夫模型，选取我国1985-2003年电力可供量的和实际GDP（不变价）计算2003-2005年间我国潜在GDP水平，得出我国2003年并未出现总量性过热，通过考察不同行业对电力等的完全消耗系数和高消耗系数行业的高速增长，得出我国2003年经济失衡属于结构性经济过热。　　3.运用新制度经济学关于制度和制度变迁的理论阐释制度变迁的长期性和其中蕴含的经济结构性特征。结合我国经济体制的渐进式制度转型，给出我国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基本建成后的转型期宏观经济波动一般特征，即:通货紧缩与经济过热的交替出现、通货紧缩与经济过热呈现结构性特点。根据改革进程在产品市场和要素市场的不同推进程度，利用微观主体资金和土地“成本软约束”概念分析我国转型期经济结构性过热的形成机理，对2003-2005年经济结构性过热给予理论的解说。　　4.对宏观调控的行政性手段在我国社会主义市场经济条件下的效力弱化做了理论剖析，认为，行政性经济管理手段效力保障的前提条件是计划经济背景下特定的制度安排，在社会主义市场经济条件下，地方政府和微观主体独立的目标函数、微观主体对于政府经济管理方式的预期改变、社会利益集团的形成等三方面原因导致了行政性手段效力的弱化。在其基础上提出在社会主义市场经济条件下提高行政性手段效力的条件，但同时指出这具有很大的局限性。　　5.提出市场经济下政府干预宏观经济必须遵循的两大基本原则“市场法则”和“必要原则”，认为这两个原则在市场经济不同阶段的运用结果将是不同的政府干预模式。在此基础上，总结出完善的市场经济条件下政府干预宏观经济“二元模式”和我国社会主义市场经济初步建成阶段宏观经济管理的“三元模式”，并给出我国宏观经济管理“三元模式”下宏观调控理论建构的主要内容。