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93年,《消费者权益保护法》的制定首次以法律形式确定了惩罚性赔偿制度。司法实践对该制度的运用也日益丰富。但是,伴随着新制度的产生,其“副产品”也应运而生,以王海知假买假索赔为代表的“职业打假人”现象层出不穷,一度成为社会热点问题之一。从规范性文件角度看,《消费者权益保护法》和《食品安全法》未能明确知假买假者能否适用惩罚性赔偿,导致司法裁判的不一致。在各法院的论述中,肯定或否定知假买假者适用惩罚性赔偿也呈现出不同的说理路径。然而,从知假买假行为的产生、社会对其的价值判断角度看,惩罚性赔偿制度的中国化不仅带来了特色性功能,也带来了适用争议。基于此,对于知假买假现象的分析框架应从制度功能的视角出发,梳理不同情境下知假买假者对惩罚性赔偿制度的可适用性,对现行法律框架下“消费者”与“欺诈行为”的概念进行重新建构,从而真正解决解释论层面的混乱。相应地,对惩罚性赔偿的数额进行调整、加强惩罚性赔偿制度与投诉举报制度的衔接,更能使惩罚性赔偿制度在对待知假买假问题层面形成逻辑自洽。