称谓作为语言的一个重要组成部分，早在二十世纪六十年代就引起了社会语言学家的关注。本文从英汉称谓语及其文化含义的异同出发，以功能对等理论为基础，将杨宪益和霍克斯两个译本进行对比分析，从两个译者对其中高频出现的称谓语的处理异同中，探讨隐藏在其背后的文化因素，如何最大限度地实现语用等效。 根据Austin的言语行为理论，称谓语主要可以用来实施两类言语行为：指令性行为和表达性行为。指令性行为指运用称谓实施警告、威胁、请求、命令、责备等行为，表达行为主要是指运用称谓来反映称谓者的情感、态度和心理状态。作为一种社交指示语，称谓能够反映交际者的相互关系、社会地位和身份，暗示称谓发出者的社会、文化背景信息。 奈达的“功能对等”理论提出译文读者应能以原文读者基本相同的方式理解和欣赏译文。译者应充分认识并掌握两种文化差异在两种语言中的不同反映，以便克服由文化差异带来的阻碍，取得翻译的最大等值并最大限度地实现文化交流。 中西社会发展的进程不同，故而英汉社交指示语也蕴涵着迥异的文化。东方的社交礼仪称谓非常复杂繁琐。其中最具代表性的是中国的社交礼仪称谓它不仅有庞杂发达的亲属称谓系统，还有尊人卑己的敬称和谦称系统。这一方面体现了统治中国两千多年的家国同构的封建宗法制度的影响；另一方面反映了中国传统的“天人合一”和“以和为贵”思想的影响。而英语中的社交称谓相当简单，缺少谦称系统，敬称词汇极少，从不使用亲属称谓来作为社交称谓语。资产阶级的“自由”、“民主”、“平等”的思想深入人心，人们强调自我，张扬个性。而且西方以核心家庭为主，亲属关系相对淡漠。只有父子母女之间的关系比较清楚，其余的关系都非常笼统而含糊。因此，笔者认为，中英称谓语的差异与各自的历史文化渊源之别有着致密的关系。 《红楼梦》的两位译者因接受不同文化的洗礼，文化归属感各不相同，翻译的目的也不尽相同，在社交指示语的译法上尤为明显。在谦称的翻译上，二者均采取了回避的策略以符合译入语读者的习惯。而在敬称的翻译上，杨译为传播中华文化，基本上采取异化的策略，霍译则主要考虑到读者的接受程度而尽量采用归化的方法。在亲属称谓的翻译上，杨宪益因为极为熟习中国复杂的亲属关系，其翻译较为简略；霍克斯则认为西方读者难以了解其间的复杂关系而在其译文中尽量加注予以阐释说明。 作者认为，称谓语的社交指示功能是交际者身份、地位、修养和素质在交际场合的心理再现。它不仅具有鲜明的民族性，权势性和社会规约性，更受文化渊源的影响，称谓语的翻译不仅对交际者身份、地位的准确表达至关重要，而且还对原作人物形象再现和交际信息的准确传递具有重要意义。就这一点而言，称谓语的翻译一方面要考虑源语与译语的文化语境，另一方面要考虑到社交指示语的语用意义，尽量地使译文称谓和原文称谓在语用效果上等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