辜鸿铭(1857-1928)是清末民初驰名中外的外交家、思想家和翻译家。作为一名学贯中西的学者,在中国的知识分子纷纷学习西方文化、科技,翻译介绍外国的文化到中国的大背景下,他却转向了中国文化,认为中国文化才是解救世界文明的唯一出路,并着手把中国古代文化精华部分——《论语》和《中庸》翻译为英语,向西方读者介绍中国灿烂的文化。他在中西文化交流史上处于十分重要的位置,在中国对外翻译历史上占据着举足轻重的地位。 本文将围绕辜鸿铭的英译儒经的翻译活动,研究他的翻译儒经的动机,并通过对他的翻译作品的分析,指出他使用的翻译策略和方法是归化。本文以法国社会学家皮埃尔·布迪厄提出的惯习和场域理论作为理论框架,通过分析辜鸿铭的个人经历,个性和能力等一些个人的特点以及他所处的社会文化背景,探讨他选择翻译儒家经典和使用归化翻译策略的原因:由于对西方文明的熟知和其弊端的摒弃,对中国文化的崇尚,他必然会选择向西方译介中国经典作品;同时又因为希望把中国灿烂的古老文明传播给西方读者,以期望改变他们对中国以及中国人的偏见,在解决翻译矛盾冲突时,他又采用了归化的翻译策略,引用西方人所熟知的谚语或著名作家的话来解释中国独有的东西,对原文进行符合目的语语文规范的增删和改写。这种现象表明:在翻译过程中,社会文化因素的制约和翻译主体因素的参与,对译作起着决定的作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