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西方文学史上,塞万提斯的代表作《堂吉诃德》是一部具有划时代意义的小说,它不仅启迪作家们的创作灵感,而且树立了一个内涵丰富、意义广博的文学形象——堂吉诃德。正如刘建军教授所言:“在整个世界文学史上,塞万提斯所塑造的堂吉诃德形象,可以说是最为复杂的典型人物之一。在四个多世纪的漫长岁月中,由于人们所掌握的资料不同,所持的立场和观点各异,因此对这一形象的认识众说纷纭。”可以说,如同哈姆雷特一样,也是有一千个读者就有一千个堂吉诃德。我们的解读之旅,首先着眼于社会历史语境对堂吉诃德形象的构建。1605年,塞万提斯出版《堂吉诃德》,这一形象在作者看来是骑士文学的对立面。但在读者大众看来,堂吉诃德是个逗趣诙谐的“大众戏子”,他被当成疯子和傻瓜而受到嘲笑和虐待,成了“理性时代”人类在某些方面失败的产物。大众读者在接受这个“戏子”形象的同时,文学批评家们却在某种程度上排斥堂吉诃德,认为塞万提斯的讽刺似乎过了头,不仅毁灭了西班牙骑士小说,而且连骑士传统和尚武精神也一并消灭了。最先肯定堂吉诃德艺术价值的是文学家笛福,他认为这个形象是对当时西班牙上层社会的抨击和嘲讽。其后,堂吉诃德单纯的疯癫形象得到进一步改变,英国诗人蒲伯、著名小说家菲尔丁都从新兴的资产阶级道德价值观的角度认为堂吉诃德虽然可笑,但他匡扶正义、慷慨无私,勇敢又富有美德,让人同情,值得尊敬,堪称人文主义者道德上的楷模,精神理想的化身。18至19世纪的欧洲,启蒙运动影响不断扩大,浪漫主义运动在欧洲范围内蓬勃兴起,时代给了堂吉诃德形象新的解读语境:一方面,以圣伯夫、奥伯雷·贝尔等人为代表,从宗教改良的角度解读堂吉诃德,认为他是具有崇高宗教精神的骑士;另一方面,以海涅为代表,从积极的浪漫主义观点来看,堂吉诃德是站在自由主义的立场反对西班牙、乃至整个欧洲封建制度的勇者,他身上寄托着革命者的理想愿望。接下来,在19世纪中期至20世纪的现实主义者眼中,堂吉诃德成了一个诚实自信、拥有丰富的人性内涵的人物,在众多评论者中最有影响的是屠格涅夫,他将堂吉诃德与哈姆莱特进行对比后,更看重堂吉诃德能融入到人民大众中去,是人民的英雄,屠格涅夫的这种解读在当时是具有进步意义的。其次,我们关注从读者接受的视角观审对堂吉诃德的解读。社会历史语境对堂吉诃德的解读侧重于对形象具有的社会意义进行阐发,而读者接受理论则侧重从文本出发,从读者接受的角度对形象进行有意识的重构。堂吉诃德成为作者与读者视阈融合的产物,他遵从读者的“期待视野”,因此得到了读者的认同。此外,通过文本细读,我们发现堂吉诃德本身也是一个读者,我们在解读他,他也在解读着自己、改造着自己的生活。读者接受理论在对堂吉诃德的分析过程中真正引入了读者的概念,使解读更加趋于多元。但是,多元的解读,并未使堂吉诃德失去相对固定的明确涵义,每一个时代都有自己的主题,各种解读背后都有一个主要的“解释团体”,这就是刘再复说的“确定的内涵”。具体的“情势”促使和制约我们的解读,堂吉诃德对于每一个时代都是新的,对所有时代都有它解读的具体所指。所以,对堂吉诃德的解读不是一个没完没了的循环,而是一个常读常新的过程。随着大众传媒的蓬勃发展,知识的广泛传播也促使解读形成一致化和多元化并存的格局,孟庆枢教授指出:新媒体造成了新的阅读和接受关系。《堂吉诃德》成了世界上重复印刷最多的作品之一,随着广播、电话、电影、电视和网络媒介层出不穷,堂吉诃德走出了印刷品的局限,被现代传媒塑造成各式各样的形象,而人们对堂吉诃德的认识与作者的原初设想早已经有了天壤之别。日本学者小森阳一认为,堂吉诃德深切的感受到了自己被媒体化的危机,自我的形象已经不可能由自己决定了,自己属于无限的他者。在中国,堂吉诃德形象也经历了一次多重衍变的过程。不同的译本、不同的历史时期对形象解读有不同的影响。堂吉诃德的中国化大致分为三个阶段:解放前、建国后至文革结束以及改革开放至今。上个世纪二、三十年代,不少中国学者曾尝试翻译《堂吉诃德》,但几乎都是从英文、法文、俄文和德文转译,傅东华的英译本影响最大。翻译的阻滞使对堂吉诃德形象的认识比较混乱。建国后,尽管翻译状况有所好转,但由于受政治运动的影响,对堂吉诃德的认识显得相对单一。改革开放后,杨绛的西班牙译本得到好评,相对宽松的学术气氛也使得中国对堂吉诃德的多重解读有了极大的发展。最后,堂吉诃德的形象意义走向后现代文化领域。后现代文化是多种思想意识的结合体,蕴含着反叛现存秩序,颠覆主流文化,变革社会现实的深层动机。作为一种反叛的文化思潮,后殖民主义、女性主义批评的解读方法引起我们的关注。从后殖民主义的视角出发,堂吉诃德成了殖民主义者的化身,在他的理想中,存在着强烈的对外殖民欲望,所谓的人间乌托邦也仅仅是欧洲的乌托邦,黄金时代也不过是西班牙征服者的黄金时代。被前代评论者所赞誉的一切,在后殖民主义视野下都成了赤裸裸的“东方学”表达。此外,殖民和种族是一对孪生子,堂吉诃德的冒险旅程中时常会出现许多敌人,尤其是摩尔人,他们神秘莫测、异常狡猾,阿拉伯民族也是个“撒谎成性的民族”。因此,堂吉诃德对其他民族是极为排斥的,他所谓的骑士道其实是种族灭绝主义的另一种表述。女性主义理论对堂吉诃德的重构表现在揭示其内在的二元特征上:一方面,堂吉诃德自诩为保护弱小女性的骑士,纵横天下,所向无敌,这种叙述具有鲜明的男性中心意味,是典型的男权话语表达。而所谓的受到保护的女性,实际上则被当成宠物,受到压迫和虐待。可见,堂吉诃德是站在女性自由的对立面上,是男性主义者的形象。另一方面,堂吉诃德的行侠仗义不断被人嘲弄,他时时刻刻受到歧视和迫害,他自身也遭受着同女性一样的不公对待。所以,堂吉诃德还是一个男权暴力的受害者。叙事学侧重从对形象的叙述方式上解读堂吉诃德,在他身上汇集了反讽、狂欢和戏仿等多种艺术手法,批评家们普遍认为这是《堂吉诃德》蕴含后现代性的实据。堂吉诃德是一个文本,我们无法为他下一个完整的定义,只能在叙述过程中建构他的意义,这种叙述包含了语境、文本、读者和文化等要素,堂吉诃德就生活在这个意义场中。一开始,人们对堂吉诃德形象进行解读以期出现相应的社会效果;在读者接受理论出现后,人们主动的重构堂吉诃德形象;至20世纪八、九十年代,文学批评走向文化大视野,后殖民主义批评,女性主义和叙事学的介入,堂吉诃德似乎越来越清晰的呈现在我们面前。但是,我们解读得越是清晰就会发现我们认识到的越是有限,形象的意义是多重而诉说不尽的,这也正是我们喜爱他的原因之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