诉讼调解的复兴引发了诸多弊端,这些弊端无法依赖于法院的再审制度和调审分离得到圆满解决。原因在于再审程序难以启动,调审分离由于自身缺陷无法对调解进行有效制约。由于涉及到民事检察制度整体的合理性问题,应否对诉讼调解进行检察监督存在较大的争议。因为理论层面上检察监督的介入同处分权和司法独立并无冲突,实践层面上在检察监督缺位的情况下调解的自愿、合法原则已遭到严重破坏,对诉讼调解进行检察监督势在必行。对诉讼调解进行检察监督的制度设计应围绕合理限制检察监督权来进行。首先,应对检察监督的事由进行具体化,并从严把握抗诉范围;其次,应把利害关系人的申诉作为启动检察监督的主要方式,把检察机关主动进行监督作为补充:再次,检察监督的启动应受时效和次数限制。检察建议和抗诉是检察监督的两种方式。运用检察建议对诉讼调解进行监督有优势也有劣势。在当下,为实现对诉讼调解的监督应当运用和完善检察建议的方式;但从长远上看,应当在立法上明确赋予检察机关对诉讼调解的抗诉权。人民检察院对调解提出抗诉后,法院应当再审。由于检察机关的抗诉次数只能是一次,所以必须通过赋予检察机关抗诉前的调查取证权和抗诉后的参与诉讼权来确保检察机关的监督力度,打下法院纠错程序顺利运行的基础。为排除干扰、提高效率,再审法院应当为接受检察机关抗诉的同级人民法院。只要遵循调解的自愿、合法原则,法院对再审案件仍然能够以调解的方式结案。但无论再审结案的方式是判决还是调解,一次再审即为终审。