长期的科学跟踪和研究证实了在过去100年中全球气候正在发生着显著的变化,平均气温持续上升,升幅已达0.74℃,而导致这一变化的主要因为是由于人类的经济活动造成大气中温室气体含量的持续不断上升,更让人们担忧的是,直到今天人类对化石能源的消耗还在不断增长,更高强度的温室气体排放有可能进一步加快全球平均气温的上升速度,并带来气候的剧烈变化和一系列的严重后果,如:极端气候现象、海平面上升、自然灾害加剧、农业减产、人类健康受到威胁等全球性问题。正是基于这一科学认识,应对气候变化已经成为了人类共同面对的最严峻的挑战之一,而战胜这一危机的关键点是在较短的时间内有效的控制和减少温室气体的排放。联合国政府间气候变化专门委员会(IPCC)提出了2050年全球温室气体的排放量应比1999年减少50％-85％的建议和目标,希望能够将大气中温室气体的浓度控制在445-535ppm,以实现在气候变化出现严重后果前扭转大气平均温度的持续上升趋势(IPCC2007)。　　 企业作为产品生产和提供服务的主体,是温室气体排放的主要来源。据IPCC统计,仅2004年全球因燃烧化石能源就共排放了约280亿吨二氧化碳当量的温室气体。因此控制乃至减少温室气体的排放,首要的目标就是通过对企业实行强制减排的措施,达到减少企业对传统化石能源消耗的目标。从全球范围看,针对企业经济活动的温室气体强制减排管理已经成为大势所趋,欧盟等发达国家已经在其区域内全面推行强制减排措施,中国等发展中国家未来也将承担起减排的义务,强制减排必然将对企业的经营战略和发展模式产生重大的影响。跟踪碳排放情况、提出减排计划、制定应对气候变化的减排策略已经成为了企业可持续发展战略中最重要的一环。因此,全面的研究气候变化和减排对企业经营的影响,分析各种管制或激励型减排政策工具的作用机理,并对企业减排策略进行全面考察和研究就具有了非常重要的理论和现实意义。　　 作为研究基础,本文首先研究和论述了全球和中国的减排形势,分析了温室气体同经济发展和产业结构之间的关系,从排放总量、累积排放量、排放强度和人均排放量等不同的角度,来探讨能源结构、经济增长阶段、经济增长模式和产业结构变化对温室气体排放影响的规律。并根据这些规律,进一步研究了中国温室气体排放的特点和发展趋势,分析了中国减排面临的严峻形势,根据技术发展路径、能源结构调整和减排成本,探讨了中国企业减排的潜力、成本和经济可行性。本文还进一步分析了低碳经济的本质和内涵,从国际合作、低碳经济的政策工具、技术创新和发展规划等角度,详细论述了各国发展低碳经济的实践经验和成果,探讨了中国通过发展低碳经济转换经济增长模式,实现经济增长和节能减排双重目标的前景。　　 在进一步的研究中,本文重点分析了可能对企业带来重大影响的温室气体减排强制管理手段和工具,深入探讨了目前广泛采用的市场化政策工具的作用机理和影响效果。本文认为温室气体作为一种污染物,其具有经济的负外部性的特征,但由于长期以来人类科学研究的不足,温室气体排放的负外部性特征并没有得到足够的认知和重视,温室气体排放导致的污染成本并没有在经济活动中给予充分的衡量,也没有计入企业的生产和经营成本,因此在企业经济活动中的成本与收益的关系被严重扭曲,导致了市场对温室气体排放限制和管理的无效率甚至失灵,成为了产生温室气体过度排放的一个重要因为。为克服这一严重的市场失灵现象,需要引入相应的政策约束或激励措施,才能从根本上改变温室气体排放的外部不经济性,有效的约束排放行为、实现减排的目标。　　 本文依据温室气体排放外部性成本内在化的理论和途径的不同,对众多的管制政策和市场激励措施进行分析,根据这些政策工具所采用的作用机理和效果评估,将这些政策工具分为两大类型:(1)抑制二氧化碳排放的政策工具,主要包括政府管制、碳税和碳排放交易等；(2)鼓励促进低排放的政策工具,主要包括对减排技术和低碳能源的补贴、税收优惠,以及对新能源的差别定价等。并进一步全面细致的收集整理了全球主要政策工具的形式和实施情况,在此基础上通过比较分析的方法和实证研究的方法研究了不同减排工具的政策特点、适用情况和作用效果。　　 在抑制型的政策工具中,本文重点分析了碳排放交易和碳税的作用。碳排放交易制度的设立是基于科斯的产权理论,通过明晰温室气体排放的产权来确定减排的责任和义务,促进企业将温室气体排放的成本进行内化,并影响到企业的减排策略。在实践中,总量控制和碳排放交易已经广泛的为市场经济发达的国家所采用,并取得了良好的效果。本文还重点分析了基于庇古税原理的碳税的机理和对企业减排的影响,全面分析了碳税对企业成本收益的影响,探讨了碳税通过调整资源要素的价格,促进企业减少能源投入加大节能减排投资力度的路径和效果。而且在碳税政策运用中,通过补贴和减免、税款用途等手段,实现中性税收能够大幅度降低碳税对企业经营成本和经济发展的冲击,带来经济和环境的“双重红利”。同时,本文也特别对鼓励促进低排放的政策工具进行了研究,尤其是通过分析可再生能源中包含的环境成本和隐形环境成本,强调了从供给方进行补贴和税收优惠,以及从需求方进行差别定价对于可再生能源发展的重要性。　　 在以上分析的基础上,本文进一步研究了主要减排政策工具对企业成本收益和竞争力的影响。除定性研究外,本文认为减排的政策工具对企业而言是一种市场激励的手段,会通过外部成本的内化造成企业生产投入资源的成本上升,因此本文通过建立一个企业利润最大化的模型来定量化分析了企业减排的成本收益。分析显示,当在企业生产函数中引入一个减排创新投入变量时,会发现企业可以通过创新技术和管理来提高能源使用效率,从而减少能源投入,当满足一定的条件时,企业的减排创新投入可能给企业带来收益的上升,这说明温室气体减排强制措施在适合的条件下,能够促进企业进行节能减排的创新投资,并给企业带来长期的收益增长,促进企业的发展。　　 本文还采用成本收益模型分析了碳排放交易给企业减排和成本造成的影响,通过模型的分析研究可以看到,采取总量控制和碳排放交易制度能够强制约束企业实施减排,同时通过碳排放额度的交易,能够降低企业的减排成本,实现减排目标和企业成本的最优。　　 在减排对企业的竞争力研究中,本文重点分析了减排对于不同技术水平的企业和不同产业竞争力的影响程度和机理,探讨了因为减排造成的高碳排放产业转移的现象和因为,并进一步分析了降低减排对企业竞争力的影响、保护产业避免碳泄露的相关政策。在研究减排对同一产业领域的不同技术水平的企业竞争力的影响中,本文借助对同质化产品的模型设定和分析,可以看到当温室气体减排管制措施不力或缺乏时,采用更清洁的先进技术的企业将在竞争中处于不利的地位,而当减排管制力度加大时,碳价格上升幅度较大,不仅技术先进、创新能力强的企业能够获得超额的利润,而且采用清洁生产技术的先进企业还可以获得优先的市场出清,市场能够给先进企业更大的发展空间,并抑制落后技术企业的发展。对于异质市场,虽然产品不能完全取代,但通过分析还是可以看到,对于能源利用率和技术水平较高的企业而言,不仅能够全部转移碳排放管制和减排造成的成本上升,而且也有可能获得超额的利润。而对于能耗高、能源利用率低和技术水平较低的企业而言,则面临着利润和均衡产量的下降,在竞争中处于不利的地位。因此,从总体上,实施强制减排将对清洁生产技术先进和能源利用率高的企业相对竞争力更为有利,而对于生产技术水平低、能源利用率低的企业起到降低其市场竞争力,抑制其发展的作用。　　 面对减排给企业带来的影响,本文通过理论和实证研究相结合的方式,重点研究了企业在应对气候变化和强制减排时能够采取的减排策略,并提出了新观点和新体系。本文将企业减排策略分为两大类——创新策略和补偿策略,提出了六种基本的策略模型:内部创新策略、供应链产品全生命周期创新策略、突破性创新策略、内部补偿策略、供应链补偿策略和外部补偿策略,以及基于这六种基本策略的三种复杂组合策略,基本上涵盖了企业减排策略的主要模式。同时,立足于对企业成本和竞争力的影响,分析了补偿策略和创新策略不同的优势及适用条件。并进一步采用博弈模型分析方法,模拟实际的市场竞争环境中,探讨了碳价格不变和碳价格受到减排影响时,企业不同的减排策略选择。从总体上看,当企业面临竞争博弈时,导致了产品成本和市场上的碳价格都会因为企业的减排策略发生相应的变化,在一般情况下,企业既不能完全采用创新策略,也不能全部采用补偿策略。企业会根据碳的基准价格、政府给企业的碳排放配额的高低、以及企业创新的减排效果(创新投资收益),通过竞争形成一个在创新策略和补偿策略之间的均衡。本文认为企业在选择减排策略时应兼顾企业减排成本、技术能力和长期竞争力的建设。　　 在本文中,还重点通过实证研究分析了能源、汽车、家电、交通运输等重点行业和重点企业的减排策略,从创新和补偿两种策略分类的角度分析了各行业和企业的减排策略组合,找出了一些共性的规律。本文还通过设定一个博弈模型来分析在窗口期内中国政府和企业的最优选择及其影响因素,提出了通过明确政府给予企业更高节能减排的补贴或者加大处罚力度的预期和给予企业更快出台相关政策的预期,以达成促进中国企业主动加快实施减排策略,并对中国相关企业和行业的减排策略给予参考建议。　　 最后,基于理论与实践结合的原则,本文特别关注了企业减排策略的实施,从碳资产和碳管理入手,分析了碳资产对于企业未来发展的重要价值,并从碳资产管理、碳风险管理和企业应对措施的管理三个角度全面分析了企业碳管理的价值、内容和手段。同时总结了国际企业开展碳管理的状况和国际碳管理技术体系,从建立碳排放清单、制定碳排放目标、发布碳排放报告三个核心环节全面的阐述了碳排放的监测和报告体系,对中国企业如何开展碳管理,如何建立完善的碳管理体系提出了建议。