伴随着经济全球化程度的加深,国际环境出现的任何变化都会导致各国自身的经济活动以及贸易往来发生调整变动。比如2008年的金融危机,2016年英国脱欧,2019年中美贸易战,再到2020年新冠疫情的爆发,各种不确定性风险在世界范围内不断上升。如今,为适应国内经济结构转型的需求,我国要贯彻落实推进供给侧结构性改革。所以政府以及货币当局陆续实行一系列经济政策,一定程度上可以通过刺激需求端及供给端来实现经济增长,但是频繁地调整也会增加不确定性,会抑制经济复苏进程。而推行的经济政策以货币政策的实行和调整为主,这就使货币政策不确定性成为经济政策不确定性中重要的一部分。货币政策工具的使用,以及其发生效用的时间存在着许多无法预测的成分,所以货币政策不确定性无论是对整体的宏观经济还是微观市场主体都会造成深刻的影响。在新冠疫情爆发期间,中国人民银行出台了一系列的货币政策,始终在进行扩张性政策的同时保持政策稳健适度,尽最大可能维持宏观经济稳定运行。但微观主体面临的政策不确定性始终存在,其影响也难以短期内消除,这种由不确定性产生的影响是比较隐蔽的,累积的影响甚至会造成对整体更为严重的影响。对于微观主体的讨论大多围绕企业投资行为进行,是因为企业投资的增长是经济社会发展的重要动力源泉。基于以上背景,文章先进行文献归纳,对经典不确定性理论进行梳理,对于政策不确定性的度量方法,对经济的影响,企业投资影响因素进行整理。计算货币政策不确定性指数方面,在价格型货币政策规则中引入货币增长率,并用随机波动模型MCMC方法对残差项拟合得到随机波动率,从而度量我国货币政策不确定性,得到的是2007年第一季度到2020年第四季度的数据。接着文章选择2007-2020年沪深A股上市企业季度数据为样本,面板数据模型做基准回归,将资产不可逆性作为实物期权渠道,融资约束作为金融摩擦渠道来分析货币政策不确定性会对企业投资产生影响,资产不可逆性与融资约束分别作为调节变量和中介变量来进行验证。并且从企业的产权性质,区域特征作为宏观层面,资产可抵押性作为微观角度来进行异质性分析。另外在实践中,我们还关注企业在不同的投资水平下,货币政策不确定性对投资的边际影响是否存在显著结构性变化。本文进一步进行分析,利用面板分位数回归模型分析方法,探究不同企业投资水平下货币政策不确定性边际影响的演化轨迹。论文的实证结果表明货币政策不确定性的确可以通过资产不可逆性与融资约束这两种渠道来对企业投资带来负向影响,非国有企业、中西部地区以及资产可抵押性较低的企业受到不确定性负向冲击较多。分位数回归结果也展示了随着投资水平的提高,货币政策不确定对企业的负向影响程度逐渐增强。通过以上分析从政府和企业自身角度提出建议:1.政府要力图保持经济政策的稳定性,提升经济政策可持续性,在调整经济政策时要尽力帮助企业减轻其投资受到不确定性的负面影响。政府与微观企业之间应深入沟通,有利于政府以及货币当局灵活且精准制定经济政策,还要保证宏观经济政策的公开透明性,进一步降低经济政策不确定性的水平。政府需要意识到不同企业存在资质差距,可以通过鼓励企业之间合作的方式实现共赢。2.微观企业要提升自身抵抗风险的能力,能审时度势灵活变动投资策略。企业必须要培养自己的核心竞争力,提高人员专业素养,对于不确定性带来风险时能更有效防范。