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中西方文学史和思想史的合力作用之下，中国现代文学史上出现了一条诗化小说之河。中国现代诗化小说的艺术渊源可以推溯到鲁迅的小说创作，至三四十年代，诗化小说在文学长河中涌起了第一次高潮。其代表人物便是废名、沈从文、师陀、孙犁、冯至、汪曾祺等。到新时期八十年代，诗化小说再次崛起，并以更加迅速的势头焕发出勃勃生机。众多知名作家如汪曾祺、王安忆、何立伟、张承志等先后跻身这条艺术之径，不畏艰难地进行着探索。 我们把中国现代诗化小说作为一种类型来研究，必不可免地需要对“诗化小说”这个概念进行一个相对科学的界定。因此，本文先对诗化小说的审美特征进行归纳，认为她具有以下三个方面的特征：第一、审美追求上以营造意境为目标；第二、叙事手段上有片断化、意象化的特征；第三、在审美的“世界”里引领人们走向诗意栖居。至此，我们可能为本文中所述及的诗化小说下一个定义了，即在审美追求上以营造意境为目标，叙事手段上有片断化、景物化的特征，在审美“世界”里引领人们走向诗意栖居的小说。正是由此概念出发，笔者才选定了本文所论述的主要作家作品。 在西方美学史上，很多美学家都探讨创作中的“回忆”问题。值得注意的是，诗化小说的作家们也都不约而同的将小说叙事归结为“回忆”。例如沈从文、汪曾祺、废名、师陀等。在对“回忆”叙事的生成原因分析中，我认为，在诗化小说发展的第一个高潮期三四十年代，诗化小说的作家们如此钟情于回忆机制，对于他们而言，回忆的机制已不仅仅是一种叙事策略，更是一种反抗都市生活文化的策略，可能从根本上涉及了一个后发国家的文学抒情性问题，他们以回眸式的姿态为外来势力和现代文明冲击下的古老中国唱起一曲曲“挽歌”。到了八十年代，诗化小说再掀高潮时，现代工业文明下人的异化与人性的扭曲造成人的生存困境，诗化小说作家们努力寻找着能够突破现代人这种生存困境的武器，为小说中所表现的那个诗化世界唱出一曲曲“赞歌”。 自19世纪以来，无论是从祁克果、海德格尔到萨特的存在主义思想源流，还是从叔本华、尼采再到后现代的福柯、德里达及利奥塔的反传统、反理性的谱系，抑或是与马克思主义一脉相承的马尔库塞、阿多诺诸人组成的西马坐标都竭力在自己的理论关照下打破传统的人学诠释模式。(叔本华、尼采是19世纪的，而且把萨特、马尔库塞和其他思想家并置好像值得商榷，萨特：《存在主义是一种人道主义》)，而且大都“用一种个体生命的眼光来审视人生、审视人性”。诗化小说大都表现出对个体生命的高度重视，关注活生生的个人，正是以它这种直指人心体验，关注个体生命当下的生存状况的禀性，诗化小说才具有了当代意义，也具有了存在的价值和意义。当然，诗化小说的这种对个体生命的关注，具有高度概括性，但它指向的是个体生命的内在世界，与“典型”指向客体的普遍概括性截然不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