改革开放以来,我国经济飞速发展,有了质的飞跃。但与此同时“不顾一切发展经济”的破坏性经济发展方式,也让我们在经济和资源问题上付出了惨痛的代价,其中以空气污染和水污染最为严重。在日益严重的环境条件下,党和国家领导人深刻的认识到了保护环境的重要性,坚决摒弃用牺牲环境来发展经济的做法。在环境问题方面,提出了环境规制的概念,并通过环境规制工具来明确实现环境规制的具体方法和手段,以此达到保护环境的目的。我国的环境规制工具经过了四十多年的完善发展包含了市场激励型、命令控制型、公众参与型以及信息规制等多种工具手段。其中信息规制又可以分为强制性披露环境信息即环境信息规制和自愿性披露两种。2015年对《中华人民共和国环境保护法》进行修改后,强制企业在年报中对环境信息进行披露,并建立了环境信息强制披露制度。从此政府对环境信息披露的要求由之前企业自愿性披露向强制性披露转变,披露的主体也由超标排污严重的企业向重点排污单位精确,环境信息规制也上升为国家的基本国策。由于资本市场存在不完美、信息不对称等问题,我国75%的非金融类上市企业都面临着融资约束问题。融资约束严重妨碍了我国的企业生存发展,是企业需要面对的,影响其长远发展、实现企业价值的重要问题。因此对企业来说,企业决策者为了其自身的长远利益和发展,将尽可能地缓解企业的融资约束情况。信息披露作为一个信息透明度的重要窗口,将投资者和企业紧密的联系在了一起,自然也成为了企业的首选方式。现有文献对于企业自愿性披露环境信息进行了分析研究,发现企业的自愿性披露能够显著降低企业的融资成本和融资约束情况。但是,对于环境信息规制之后对企业融资约束的影响还鲜有涉及。从2015年新《环保法》对于信息披露做出了强制性要求之后,强制性信息披露对企业融资约束将产生怎样的影响,正是本文要探究和讨论的问题。本文基于信号传递理论、合法性理论、外部性理论说明了环境信息规制的必要性和合理性,在此基础上分析了不同信息透明度、分析师关注程度、政治关联度和产权性质的企业,在环境信息规制政策实施后对于融资约束的不同反应,提出了五个假设。在实证研究部分,选取了 KZ指数作为融资约束的代理变量,以2015年新《环保法》修订后,对于环境信息的强制性披露要求作为一次政策冲击,选取了 2007年～2018年沪深A股上市公司中的935家高污染企业,对数据进行处理和分析后基于双重差分模型（DID）,以高污染行业中的重点排污单位为处理组,非重点排污单位为对照组,研究环境信息规制与融资约束之间的关系。本文得到的主要结论是:（1）环境信息规制政策实施之后,会加剧高污染企业面临的融资约束问题。（2）当企业的信息透明度越低、分析师关注程度越低、与政府的政治关联性越低时,面临的融资约束问题越严峻;与国有企业相比,民营企业的融资约束问题也更加严重。（3）通过安慰剂检验、改变被解释变量的度量方法、倾向得分匹配（PSM-DID）等一系列稳健性检验,本文得到的实证结论依然成立。本文的创新点主要体现在以下几个方面:（1）研究环境信息规制工具对企业融资约束的影响,拓展了有关环境规制工具的研究。（2）在以往研究企业自愿性环境信息披露的基础上,研究2015年在要求重点排污单位通过年报强制披露环境信息之后,对企业融资约束产生的影响。（3）采用双重差分模型,以高污染行业中重点排污单位为处理组,非重点排污单位为对照组,研究环境信息规制与融资约束之间的关系。为相关部门进行政策评估提供了一定的经验依据和理论依据。