长期以来,以GDP为导向的政绩考核体系深刻影响了地方政府施政过程。地方官员工作重心偏向地区经济发展,甚至不惜降低环境标准为招商引资创造条件。城市在利用能源谋求发展,实现GDP增长的同时,随之而来的各种环境问题不仅会给民生造成损害,也会使政府面临严苛的政治责难压力。能源使用的负外部性突出表现在温室气体排放,导致了近年来全球气候变暖情况恶化。气候环境不断遭到破坏使得越来越多的国家和民众加深对能源使用问题的关注。为加强生态文明建设,国务院发布系列文件将污染减排绩效纳入地方官员选拔任用的考核体系,越来越多地方政府加强对环境政策的关注,追求可持续发展的政绩评价。在我国独特分权模式下,地方政府能够对辖区经济施加控制和影响,因地制宜施政理政。因此,在以经济发展为主的晋升考核体系中纳入环境绩效考核,地方政府将为此做出转变。地方政府在政府工作报告中增加的关于污染物排放的减排目标是否真正意义上促进了辖区节能减排、绿色能源利用效率的提高,将是一个值得关注的焦点。本文根据各地市代表性一级能源和二级能源消费总和,基于解决非期望产出的SBM模型,测算2004年-2018年全国265个地级及以上城市的绿色能源利用效率,并从多个维度对地级及以上城市绿色能源利用效率的时空特征进行分析。根据能源效率值分布的莫兰指数,探究其空间自相关性。此外,从各城市政府官方网站、知网年鉴等渠道搜集全国地级行政区的政府工作报告,提取报告中关于环境目标约束的字符表述。基于中央政府环境污染物减排政策的外生冲击,通过整理2004-2018年我国265个城市政府工作报告中提到的环境约束指标,使用多期双重差分模型进行实证检验,探究地方政府环境目标约束是否对城市绿色能源利用效率产生了影响。本文的创新之处在于从更加细致的尺度观察中国区域绿色能源利用效率发展的现实状况。同时,从政府环境目标约束展开研究,突破了现有文献在政府性因素中分析环境治理效应和环境规制政策的研究视角。从中国独特的行政体制出发,将中央政府环境政策与地方政府行为目标结合起来,从新的角度分析规制政策等政府因素对能源利用效率的影响,丰富了关于绿色能源利用效率影响因素的相关研究。实证结果表明:（1）地方政府在年度工作报告中提出的污染物排放目标约束对提高绿色能源效率具有显著影响,一系列稳健性检验证实了该结论的可靠性。（2）机制分析发现:城市的绿色技术创新水平和产业结构合理化水平对环境目标约束影响绿色能源效率具备调节作用。（3）异质性分析发现:环境目标约束对中部和西部地区绿色能源利用效率有显著提升作用,对东部地区未产生类似效果;相较副省级城市,对直辖市和普通地级市绿色能源利用效率提升有明显影响;对成长型资源型城市和非资源型城市绿色能源利用效率提升作用显著于其他类型资源型城市。以上结论为各地方政府为进一步提升城市绿色能源利用效率,促进节能降耗、减少废物排放,实现绿色发展和生态文明建设提供了针对性的实证依据和政策启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