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98中国正式提出以建立公共财政制度为目标的财政改革，经过十多年，中国已经建立基本的公共财政制度体系，目前已经进入了更为基础性的改革阶段。公共支出规模的确定是公共财政最基础的问题之一，公共支出规模的确定机制将成为基础性的财政改革。本文主要研究中国公共支出规模增长的原因和合理规模。文章运用定量的方法，分析几个最重要的制度变迁--市场化、城市化、工业化、财政公共化--对公共支出规模影响的程度和机制；研究中国公共支出规模增长对经济增长的影响，运用内生增长理论和1978年至2006年的经验数据，找到中国公共支出规模的Armey曲线，从而得到了这期间合理的公共支出规模和结构；利用省际面板数据和Armey曲线，实证研究在中国式财政分权条件下，地方公共支出规模增长的合理规模；利用省际面板数据检验中国式财政分权对地方公共支出规模的影响；提出了控制中国公共支出的两个基本途径：需求控制和供给控制。文章在制度的数量化研究方面进行了有益的探索，用产权分析的方法研究了公共支出规模问题，这在理论和方法上都具有一定的价值；提出了公共支出合理规模和结构，以及公共支出规模与相关制度之间的关系，这对中国改进公共支出管理，进一步深化财政改革具有重要的参考意义。 文章的创新之处有：运用数量化分析的方法进行制度分析，检验了影响公共支出的制度因素，并验证了1994年是一个突变点；在基于资本效率的基础上，找到了中国公共支出规模增长的Armey曲线，并从制度的角度分析了Armey曲线和“巴罗规则”的适用性；利用经验数据估计出了公共支出规模和主要支出项目的合理范围；从公共支出规模增长的角度，对中国式分权的特殊性进行了较为详细的探讨，利用经验数据估计出了各省的合理支出规模并验证了Wallis假说、Brenann和Buchanan的分权假说、以及Brenann和Buchanan的合谋假说；运用产权分析法对公共支出进行分析，建立了一个基于产权分析的公共支出分析方法，对公共支出出现的“缺位”、“越位”和“错位”进行了产权经济学解释。 本文认为制度变迁对公共支出有着不同的影响，中国转型期的公共支出走出U形，是制度变迁的结果；1978年至2006年间公共支出合理规模为27.9％，各项支出还存在优化的空间；在基于资本效率最优的假设下，各省的公共支出规模存在三种情形：过大、不足和在目前的制度下无法确定合理范围三种情形；中国式财政分权对地方公共支出有很大影响，各分权指标的影响也有不同，对西部与中东部的影响有显著差异；控制公共支出规模有两条基本途径：需求控制和供给控制。