科技改变生活，互联网的出现在为人类提供全新生活方式的同时，也催生了“虚拟财产”这一新鲜事物。虚拟财产的出现，无论是对我国的民法理论还是刑法理论，都造成了巨大的冲击。目前我国没有任何一部法律对“虚拟财产”的性质予以界定，因此“虚拟财产”一直处于法律监管的真空地带。随着网络的普及，虚拟财产的数量急剧增加，虚拟财产的交易量不断上涨，由虚拟财产引发的纠纷随之呈爆炸式增长，公众对虚拟财产进行法律保护的呼声日益高涨，引起了社会各界尤其是法学界的广泛关注。如何为保护虚拟财产提供法律上的依据，已经成为一个亟待解决的问题。本文以我国虚拟财产的刑法保护为视角，通过理论与实践相结合的方法，对虚拟财产的发展历史、本质特征和财产属性进行论述，对实践中发生的相关案例进行分析，并对运用刑法保护虚拟财产的必要性进行论证，在考察国外境外对虚拟财产进行刑法保护的司法实践的基础上，提出通过出台司法解释的方式，将虚拟财产纳入我国刑法的保护范围之中，以期为我国保护虚拟财产提供一些有益的思路和建议。本文除了引言和结论外，一共分为四章。第一章主要介绍虚拟财产产生和发展的历史，在对虚拟财产的字面含义和实质含义进行分析的基础上，提出虚拟财产的定义，即本文所讨论的虚拟财产，是指“仅存在于网络环境之中，具有财产属性的电磁记录。”为界定虚拟财产提供了具体标准，并为提出保护虚拟财产的观点奠定好基础。第二章从经济学和法学两个角度分析虚拟财产的财产属性，主要从效用性、稀缺性、可支配性和合法性四个方面对虚拟财产的财产属性进行全方位分析。第一，在效用性上，虚拟财产具有使用价值和交换价值；第二，在稀缺性上，驳斥了某些认为虚拟财产可以复制就否认其稀缺性的观点，提出“虚拟财产虽然可以依靠技术几乎无成本的复制，但是网络规则的存在限制了它的无限性”，得出虚拟财产具有稀缺性的结论；第三，在可支配性上，认为虚拟财产可以通过计算机技术进行支配，并且这种支配权是绝对的，权利人能够根据个人意愿对虚拟财产进行占有、使用、收益和处分；第四，在合法性上，虚拟财产有两种方式，即通过个人劳动获得和通过市场交易取得，这两种方式符合现实生活中各种传统财产的取得规则，形式上并无违法之处，实质上也不损害他人的合法权益，因此其合法性不容置疑。通过上述四个方面的分析论证，揭示出虚拟财产蕴涵的价值与财产属性，从而认定网络虚拟财产是应该受刑法保护的新型财产。第三章主要介绍保护虚拟财产的刑法依据。虚拟财产是否应该纳入刑法保护的范围一直是刑法学者争论的焦点。本章从四个方面来论述保护虚拟财产的刑法依据：第一，侵犯虚拟财产的行为具有严重的社会危害性。由于该行为严重侵犯了刑法保护的社会关系，具有涉案金额高、涉案范围广的特点，造成了严重的危害后果，并呈现集团化、产业化的趋势，其严重的社会危害性不言而喻；第二，其他法律手段难以规制。通过介绍我国对虚拟财产的法律保护现状，透析出消费者权益保护法、民事法律和行政法律都无法为虚拟财产提供有效法律保障的现实，因而主张运用刑法这一法律“最后手段”来为虚拟财产保驾护航；第三，减少私力救济事件的需要。在虚拟空间中的纠纷缺乏有效的解决方式和处理规则的情况下，虚拟财产遭受侵犯后的私力救济方式由虚拟转为现实的情况变得极为常见，甚至会引发刑事犯罪。尽快确立对虚拟财产的刑法保护体系，是有效减少虚拟财产所有人采用非法手段进行私力救济的唯一途径。第四，遏制侵犯虚拟财产行为的需要。只有将侵犯虚拟财产的行为犯罪化，在刑法中加以明确的规定，才能使人们在实施侵害虚拟财产的行为前，准确预测该行为的法律后果，刑法也才能充分发挥其预防犯罪的作用，从而真正有效的遏制侵犯虚拟财产的行为。通过以上四个方面的论证，笔者认为，对虚拟财产进行刑法保护已经刻不容缓，势在必行。第四章对如何确立我国保护虚拟财产的刑法制度提出建议。本章首先在介绍我国目前司法实践的基础上对相关判决进行分析，提出我国目前因缺乏统一的刑法适用标准，在处理侵犯虚拟财产的司法实践中存在的三大问题：第一，影响公民对行为的预测性；第二，违背平等适用刑法的原则；第三，给司法者造成困惑。接下来介绍美国、韩国、我国台湾地区和香港地区对虚拟财产进行刑法保护的实践经验和相关立法。最后在借鉴国外境外先进经验的基础上，提出完善我国刑法制度的建议，即通过出台新的司法解释，将虚拟财产纳入到刑法的保护范畴中，并就采用何种方式进行司法解释和怎样确定虚拟财产的价值提出了自己的看法。虚拟财产自身的财产属性，决定了它必将成为众多侵财性犯罪活动觊觎的对象。虚拟财产只有在得到我国刑法的认可和保护之后，这一新型的社会资源才能得到充分有效的利用，网络市场才能建立起合理稳定的秩序，互联网增值服务产业也才能得到健康快速的发展。