固定资产加速折旧政策作为一种税收优惠方式,允许企业在前期对固定资产计提较多折旧以抵消企业应税所得。在整个固定资产的生命周期中,它所抵扣的企业应税所得的总值并没有发生变化,但是与平均折旧法相比,却通过折现产生了时间价值,总的抵扣现值高于平均折旧法的抵扣现值,企业由此相当于获得了一笔不需要利息的贷款,能够缓解企业面临的资金约束,对企业自身的发展产生一定的激励作用。本文所研究的固定资产加速折旧政策是我国于2014年之后推行的三次加速折旧政策,在这个经济由高速度的发展转向高质量的发展的阶段,高端制造业面临着投资不足和产能不足的问题,为了推动高端制造业的技术升级和生产设备的更新换代,解决高端制造业投资不足和创新不足的问题,新的固定资产加速折旧政策应运而生。在这个阶段推行的固定资产加速折旧政策有别于我国早期实行的加速折旧政策,许多学者在研究时一般把它称为加速折旧政策新政。固定资产加速折旧政策自2014年在仪器仪表制造业等六个重点行业进行试点,并于2015年推广到轻工、机械等四个领域里比较重点行业中,随后在2019年更是将政策应用范围扩大到全部制造业领域。本文以2014年、2015年和2019年实施的三次固定资产加速折旧政策为研究对象,选取了2012年至2020年所有受到固定资产加速折旧政策影响的上市公司数据,采用多期DID的实证研究模型,研究了固定资产加速折旧政策对企业投资效率的影响情况。经过实证分析得到的结果显示,固定资产加速折旧政策有效地减轻了企业投资不足的问题,也没有造成企业的盲目投资扩张,有效地提高了企业的投资效率。关于企业产权性质和企业所在地的异质性分析结果则显示,固定资产加速折旧政策对于存在投资不足情况的企业的改善受到企业产权性质的较大影响,这种差异性的存在使加速折旧政策对于非国有企业的投资拉动作用更加明显;对企业所在地的异质性分析结果显示,由于西部地区受到经济发展和投资机会等因素的制约,因此会对固定资产加速折旧政策的实施效果产生一定的抑制,固定资产加速折旧政策对中部地区企业投资效率的提升显示出较好的作用,而在东部地区却产生了导致企业过度投资的负向作用效果。本文通过实证分析得到的结论,不仅可以为探讨固定资产加速折旧政策效果的相关研究添砖加瓦,更有利于政府部门对固定资产加速折旧政策的实施效果进行评估,并对该政策的进一步改进提供一定的参考,提高政府政策制定的精准度。此外,本文的实证结果也可以推动一些企业对于固定资产加速折旧政策的理解和认识,有助于相关企业更好地利用固定资产加速折旧政策提升自身发展。在文章的最后一部分,笔者根据实证回归结果对政府和企业提出了一些政策建议。