之所以要将译学研究置于实践哲学的视域之下,主要是因为以往译学范式的哲学基础均存在一定的缺陷和不足,它们导致了研究者在对于作者生平、目的和意图的考证中忽略了译者的存在,在对文本结构和语言规律进行深入分析时忘记了翻译活动中还有主体性的存在,抑或在强调译者的话语权和阐释自由的时候,忘却了文本的客观性、主体的受限性和交往的规范性。实践哲学则不然,它尤为关注主体存在的方式、目的和价值,主张主体在自由的语境和平等的交往中达成对于客体较为一致的认识和理解。这样,研究者就能够将目光由静止不变的文本客体转移到对人本身的关注,认识到译者不仅具有独特的个性、风格和思想,还代表了一定的时代精神和社会文化特征,并可以在这一实践活动中充分发挥自己的能动性和创造性。实践哲学视野中的译者是感性和理性兼俱的完整的人,在他身上综合了个体的特色、群体的特点和社会的特征；他是文本的理解者、意义的传递者,也是主体与客体、作者和读者、不同地域的文化得以沟通和交流的重要中介。　　 本文首先提出了关于实践哲学视域下的翻译研究的构想,界定了实践哲学的研究范围,指出以马克思和哈贝马斯为代表的实践哲学思想对于翻译研究而言具有极其重要的启示意义,并认为,要深化翻译研究,必须将理论哲学的思辨性思维转换为实践哲学的历史性思维,充分关注翻译研究中主体的地位和作用,并将翻译研究置于生活世界广阔而丰富的背景之下。接着,作者对于以往译学范式的哲学基础进行了较为详细和深入的分析:直觉主义哲学观注重主体的感觉、体验和领悟,基于这种哲学观的语文学译学范式要求译者在顿悟中领会作者的意图,在文本的解读过程中与作者形成内心的契合,最终使研究陷入极端相对主义和神秘主义；为了避免研究中的主观性,结构主义语言学译学范式将关注点转移到文本客体上,以主体意识哲学作为哲学基础,主张主体与客体的二元对立,要求译者不带任何个人的偏见,并保持客观中立的立场,认为研究者应当放弃对文化、社会、历史等不确定的外部因素的考察,集中分析文本结构和语言规律,结果将翻译变成了机械性的符码转换活动；基于哲学解释学的解构主义译学范式反对前一范式用自然科学的方法来指导翻译研究的做法,认为译者的前理解,包括其个性、风格、偏见等,都是他理解文本的必要性前提,原作可以向不同的意义开放,译者拥有和作者同等的作品解释权,因此各个译者基于同一原作的不同译本都应当被视为是合理且富有创见的。然而,由于这一范式没有对译者的阐释自由进行适度的控制和约束,最终因缺乏参照和标准而失去了客观性。既然这些译学范式的哲学基础都存在着缺陷,就有必要用一种全新的哲学观,即实践哲学,来取代它们。随后,在回顾实践哲学的整体发展脉络的过程中,作者集中探讨了这一哲学观的思想精髓和理论内涵,并揭示了它们对于翻译研究的启示意义。进而,围绕实践哲学的三个核心概念,即:实践、人和反思,作者在以下的几章中分别探讨了翻译实践活动的特点、翻译中主体的特征、翻译伦理问题以及翻译批评应当持有的理性观,并指出,实践哲学的最终目的就是将翻译研究引向生活世界,让翻译活动中的主体得以进行自由且多样化的交往,并让译者能够成为现实世界的改造者,而不再仅仅是一个文本的解码者抑或阐释者。