自上个世纪七八十年代以来，知识界在“语言学的转向”之后，迎来了“实践理性的转向”。这一转向有着深刻的历史实践的背景。无论是伦理哲学、政治哲学还是法哲学，都开始在实践理性的论域中重新探究人的问题，价值的问题。就当下知识界的论述而言，在实践理性的论域中，政治哲学、法哲学内部能明显看到伦理哲学中的新自然主义实在论与新康德主义之争在各自论域中的影响。实践转向的影响就在于，各学科纷纷以“规范性”为关键词来展开对传统基本命题的论述。近十年来，“法律规范性”命题的兴起，是实践转向在法哲学中的具体体现。　　实践理性、行动理由与规范性，这三个概念之间存在着概念上的必然关联。对规范性进行阐释，就是借由对行动理由的说明来为实践理性进行辩护。在对规范性的阐释之中，“理由优先的路径”为学界所广泛采纳，主要的争议在内在主义与外在主义之间展开。针对立基于“行动的有利性”论证行动理由与规范性，科斯嘉德发展出一套建构主义的理论，为新康德主义进行辩护，并在法实证主义之外，为强有力地论述法律规范性的模型保留了一种可能。　　面对本质上与价值相关的“法律规范性”命题，法实证主义阵营从奥斯丁到哈特再到拉兹、夏皮罗、马默，一步步艰难而又谨慎地调整论述的架构，作出了一系列越来越精当的论述，不断推进着对法律的性质的理解。在这一追问“法律的规范性”的脉络之中，法实证主义内部也存在着两次更为具体的转向。一次是哈特所引领的，与早期法实证主义从主权者、政府权威的视角去研究实证法，强调实证法威胁、制裁、强制、服从的特征不同，哈特侧重于阐释法律在民众的日常生活中发挥作用的方式。他将原先从上而下的垂直型研究转换成了从左至右的水平型研究，这种转换，使得法律不再是政府权威单方面的主张，法律开始经由民众的视角加以诠释和理解，法律不再是悬挂在民众生活之上的达摩克利斯之剑，法律就是生活的一部分，甚至，法律以生活实践的构成为前提。也正是这一点，笔者以为，构成了法实证主义对自然法学派的真正冲击，自哈特之后，法实证主义论述的气质和生命力都焕然得以提升。　　法实证主义的第二次转向，由拉兹所领导。哈特对接受采取的是一个中性的态度，即是一个并不主张正当性权威的接受，而拉兹的法哲学，主张法官的却是一个强接受，这一接受是要求接受法律自身的道德正当性。拉兹由此开始了一条与哈特不太一样的路线。随着法律主张正当性权威而来的，是对法律提供的行动理由性质的不同理解。与其他的正当性实践权威一样，法律必然声称提供了公民和法官特定种类的控制他们行为的理由，这些理由声称取代和排除了一个理性的、道德的主体在没有法律的情况会考量的理由。尽管拉兹并不认为我们有关法律的概念预设了法律必须事实上拥有正当性权威（法律只是主张），尽管拉兹并不相信公民甚至有一个将法律视为排他性理由的初步义务，但拉兹与哈特的重要区别就在于，哈特满足于将法哲学定位于对法律实践中法律角色（如法官）的义务的研究，他并没有进而去研究这些角色身负的考量如何进入了一个理性主体对他应当做什么的统筹计算之中，正是这一点，拉兹从根本上不同于哈特，拉兹坚定地进行了大量的有关人们应当如何行为，应当做什么的道德和法律理论思考。换言之，拉兹在哈特之后，转而在法实证主义的阵营内部，开始研究真正的（道德的）义务的问题，这不可不说是法实证主义脉络当中又一次意义非常重大的转变。特别是，拉兹新近提出的“联结命题”对法律规范性的内涵解读提供了一个很好的理论工具。夏皮罗的规划理论乃至马默的惯习理论都可视为在这一转向之后对这一转向的具体探索和展开。　　法实证主义对“法律规范性”的探索，以及在这一探索过程之中的两次转向，揭示出了一些规律性的发展变化。在当今的政治实践及其正当性危机的背景之下，对法律规范性的追问，无法也不应脱离宣称具有实践理性的公民主体，无法也不应脱离法律所致力于面对和解决的价值目标与实践困境。法律应当致力于追求和确保主体的尊严。尊严首要是一种制度安排，这种制度安排包括了政策制定的机制，其次是一种进行实质性的正当性检测的程序设置，最终是具体生活实践层面上的主体平等和幸福。法律的尊严命题可以包括利益协商命题、社会协作命题以及狭义的尊严命题。在工具理性的层面上，公民并没有一般性的服从法律的义务。