预约合同独立性地位已然明确,这给了理论学界和司法实践明确的方向指引和相当的论证空间。理解预约合同这个概念,不仅仅要从法律规范的角度出发,更要站在对预约合同与本约合同、选择权合同、附条件合同以及意向书这些相近概念进行区分的基础上,理解预约合同存在的独特意义。在裁量预约合同纠纷案件之前,应当首先对预约合同进行初步判断。此时应当注意立法者在预约合同的概念中所列举的认购书、订购书以及预订书实为预约合同的常见形式,在对预约合同进行判断之时不应当以此作为标准。预约合同的认定标准应当结合当事人的意思表示以及预约合同中约定的签订本约合同的义务综合确定,这也是对预约合同深入理解后所得出的结论。至于预约合同内容的确定程度和完整程度,则是关系到预约合同的违约救济的问题,并不是在认定标准中应当考虑的问题。在研究了预约合同效力相关的三种理论学说的基础上,认定预约合同的一般效力规则应当是首先适用意思自治原则,如协议中存在表明当事人接受法律约束相关的带有强制性意味的条文,此时应当认定发生善意磋商的效力。其次,在无法对当事人的意思表示进行具体确认之时,应当综合内容确定程度的方法、当事人自身行为并商事交易惯例等多种方式,合理推断应当发生何种效力。倘若当事人违反预约合同中签订本约合同此项义务时,对于当事人请求损害赔偿的主张应予支持,对于强制签订本约合同的主张应当不予支持。另外,预约合同的损害赔偿责任与定金等责任形式并不发生冲突。至于损害赔偿的范围,应当为当事人的信赖利益范围,具体数额计算方式应当根据预约合同内容中就本约合同中应当包含的必要条款的协商情况决定,最终不能超过履行利益。在部分预约合同纠纷中,当事人亦可以选择主张本约合同未能签订而导致的缔约过失责任,但这与预约合同的违约责任不能混为一谈。总体看来,以预约合同为依据所主张的违约责任能够更大程度上规范签订本约合同前的磋商行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