本文的研究问题是政商关系对民营企业组织文化变革路径的影响。　　由于文献中对组织文化的定义和研究方法存在分歧，本文首先讨论组织文化的定义和研究方法。通过对西方组织文化领域的代表性研究进行综述，提出整合性的观点，将组织文化的定义区分为组织个性文化和组织共性文化。前者是微观概念，后者是中观概念，而国家文化是宏观概念。本文的研究范畴是组织共性文化，试图通过研究组织共性文化的变革，探寻宏观层面的中国现代化路径。　　本文对组织共性文化的定义是:组织中占主导地位的效能价值观(effectiveness values)，意即对效能的评价标准。本文对组织文化变革的定义是:组织内部主导性组织文化类型的变化。　　通过对组织文化研究文献中的主流模型和量表的比较，本文采用Quinn和Rohrbaugh(1983)建立的“竞争性价值观框架”(Competing Values Framework，简称CVF)，以及Boisot(1986)建立的“文化空间模型”(C-space model)，作为划分组织文化类型的依据;并且指出，要探究中国情境下的组织文化变革以及现代化路径，有必要区分两个容易混淆的概念:官僚层级型文化(Bureaucratic Hierarchy)和封建层级型文化(Feudal Hierarchy)。　　本文采用西方学者基于上述两个模型所发展出来的两个动态模型，作为组织文化变革研究的理论出发点:一是Quinn和Cameron(1983)基于CVF建立的“生命周期-效能标准模型”(life cycles-criteria of effectiveness model)，二是Boisot和Child(1996)基于“文化空间模型”建立的“中西方现代化路径模型”(Chineseand Western paths to modernization)。这两个模型之间存在理论分歧:前者认为，企业在发展早期的各个阶段，主导性组织文化应该经历一个“活力型→团队型→官僚层级型+市场型”的变革路径。而后者认为，前者是西方社会情境下的组织文化变革路径，在宏观层面指向西方的市场资本主义;而中国正在走向“网络资本主义”(Network Capitalism)。后者的推论是，中国企业在其生命周期的各个阶段，主导性组织文化应该经历一个“活力型→封建层级型→封建层级型”的变革路径。本文据此提出命题:国有企业的主导性组织文化停滞于封建层级型。并且通过文献评述，指出了Ralston等人(2006)和Tsui等人(2006)在此领域的开创性实证研究的不足之处，从而证明了该命题。该命题符合Boisot和Child(1996)的“中西方现代化路径模型”。　　本文认为，与国有企业相比，民营企业具备的某些特征，可能意味着民营企业组织文化变革路径既不完全符合“中西方现代化路径模型”，也不完全符合“生命周期-效能标准模型”，从而产生新的理论框架。而且，民营企业组织文化变革的方向可能指向中国未来的现代化方向，具有重要的现实意义，值得深入研究。　　本文通过跨案例数据比较分析发现，政商关系这一情境因素对组织文化变革路径具有重要影响，进而提炼出“政商关系的非人格化水平”这一关键的情境变量。因此，本文对政商关系的概念进行了界定，并且提出了划分政商关系的非人格化水平的依据。　　基于组织文化的定义和研究过程面临的具体情境约束，本文采用定性为主、定量为辅的案例研究方法，从管理理论的“情境化”(Contextualization，Tsui,2006)研究入手，基于西方理论研究中国本土民营企业，从中提炼情境变量，进而构建一个整合性的“组织文化变革模型”，将西方理论与中国本土理论融入一个新的理论框架。采用目的抽样法，选取了珠三角地区三家民营高科技企业作为样本。数据搜集方法包括:问卷调查、深度访谈、直接观察和文件。对访谈等定性数据的编码参考了CVF和“文化空间模型”中有关组织文化类型的概念框架。根据案例研究方法论的权威学者Yin(2003)的研究成果，在研究设计、数据搜集、数据分析、报告撰写的过程中，采取各种手段提高研究的建构效度、内部效度、外部效度和信度。　　基于上述探索性案例研究，本文提出了“组织文化变革模型”。随后，又进行了一项针对该模型的验证性案例研究。基于差别复制的原则，该研究选取了珠三角地区一家大型民营制造业企业。研究提出的假设均得到了数据支持。此项验证性案例研究进一步提高了“组织文化变革模型”的外部效度，加强了研究结论的代表性。　　本文的主要研究贡献在于:　　第一，本研究从“组织共性文化”这一中观概念入手，立足微观企业实践，展望宏观社会趋势，逐渐勾勒出中国转型经济的特殊背景;避免简单套用在西方宏观社会情境下产生的中微观模型与问卷。同时，通过开展规范的案例研究，发现中国情境特征，回答仅凭大规模问卷调查所难以解决的问题。例如，本文发现:由于封建层级型文化在中国企业中的广泛存在，著名的CVF模型和OCAI问卷在中国情境下存在信度和效度缺陷。　　第二，提出“组织文化变革模型”，阐释“政商关系的非人格化水平”与组织文化变革路径的关系。该模型不仅提出中国情境理论，而且整合了西方学者提出的“生命周期-效能标准”模型和“中西方现代化路径模型”，为该模型从当地理论发展成为通用理论做出贡献。　　第三，以实证研究数据揭示了政商关系和网络资本主义的负面作用，指出中国社会制度化进程的阻碍。在现有的学术文献中，与对网络资本主义正面作用的研究相比，对负面作用的研究还不够充分，尤其缺乏严谨的实证研究。本研究采用多案例研究设计，实现了原样复制(literal replications)与差别复制(theoreticalreplications)，从而揭示了网络资本主义扭曲市场机制、损害社会公平的负面作用。研究发现，在网络资本主义情境下，正是由于政商关系高度人格化的民营企业的强势存在，导致了政商关系中度人格化的民营企业的弱势退出。正所谓“劣币驱逐良币”。　　第四，通过文献评述，明确组织个性文化与组织共性文化的定义及研究方法，论证中国国有企业的主导性组织文化停滞于封建层级型。　　此外，本文还初步探讨了“组织文化变革模型”的宏观启示，为深化“中西方现代化路径模型”提供了研究方向。