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西厢记》是元代王实甫创作的杂剧,描述了书生张君瑞和相府小姐崔莺莺这对才子佳人在侍女红娘的帮助下终成眷属的美好爱情故事。《西厢记》被翻译成众多语言传播到国外,译者们不约而同以金圣叹批评本为翻译底本,但奚如谷和伊维德第一次采用最接近原本、保存最完整的弘治本为底本,并撰写了长达100页的导言。此译本从原文版本的选择到译文的处理,无不透露着译者们的操控与反操控。Lefevere的操控论认为翻译文学与其所处的社会系统处于不断地交流中。但它过度强调了主流意识形态、诗学和赞助者对译者的操控作用,忽略了译者作为一个独立个体的主观能动性。因此,本文提出应从操控与反操控两方面考察翻译。作为中间人,译者既可以顺应,也可以抵制三者的操控。操控与反操控是译者两种不同的行为,前者顺应译入语文化,后者保留源语文化。本文运用描述性翻译研究的方法,从意识形态、诗学、赞助者三方面考察了《西厢记》的英译,总结出翻译文本其实就是操控与反操控博弈的产物,两者相互作用,共同存在于翻译中。研究发现,意识形态从翻译策略、原文选择和原文阐释三方面发挥作用。在翻译策略方面,译者在保证可读性的前提下,以异化为主,保留原文异域性,挑战主流意识形态的操控;但同时又受到目标文化制约,归化为辅,减少原文异域性。在原文选择方面,译者顺应主流意识形态选择中国古典文学,但在原文版本选择上又可以有独自的考虑。在原文阐释方面,不同于其他译者对于有关性的隐晦词语和意象的有意忽视,译者不仅为其添加脚注,甚至专门制作列表详细解释。诗学从体裁、主题和叠词三方面发挥作用。在体裁方面,译者顺应学界趋势,选取中国古典戏剧巅峰元杂剧中的《西厢记》作为翻译对象,但不同于其他西方译者为将其改为悲剧删去最后一折大团圆的做法,译者对《西厢记》进行了全译。在主题方面,《西厢记》所体现的进步性与美国主流价值观不谋而合。在叠词方面,译者使用完全翻译、近义词联合、拟声词、语法转换与舍形取义五种方法。其中,只有完全翻译中的重复与叠词具有同等诗学效果。虽然重复在英语中使用并不普遍,但统计数据表明,译者仍然使用重复翻译了大约四分之一的叠词。赞助者从意识形态、诗学和经济三方面发挥作用。译者也是意识形态赞助人的一部分,他们对中国文化有限的认知会导致误译。文学评论家为诗学赞助人,他们认为《西厢记》中瘦弱、为情所困的书生形象与西方文学作品中的硬汉英雄截然不同,但译者并没有对张君瑞的人物形象进行改写。美国政府和各大基金组织为直接经济赞助人,他们潜移默化地影响着译者对原文的选择和翻译,目标读者为间接经济赞助人,此译文目标读者既有普通读者,又有对中国文学感兴趣的学者或学生。为了满足目标读者需求,译者在翻译时不仅在最大程度上忠实于原文,而且还撰写长篇导言,添加大量学术性脚注。作者希望本文可以在一定程度上丰富对《西厢记》英译本的研究。同时也希望本文对于操控与反操控的综合研究、奚如谷和伊维德合译本的意识形态、诗学、赞助者三方面的研究能为其他研究者提供理论和实践方面的借鉴意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