青年大学生是国家的未来和民族的希望，他们的良好发展直接影响到一个国家、甚至整个人类社会的繁荣昌盛。长期以来，青年大学生问题一直是社会各界和研究者关注的焦点。随着改革开放的不断深入、市场经济的不断发展以及西方文化价值观的不断渗入，近二十年来，我国大学生的人生观、价值观发生了相当大的变迁，特别是物质主义价值观的流行。研究者发现，物质主义价值观不利于个体幸福感等积极发展。因此，进行大学生物质主义与其幸福感关系研究对于正确引导大学生的物质主义倾向，促进大学生幸福感发展具有重要的理论和实践价值。然而，当前该领域研究存在下列局限:(1)幸福感涵盖范围广泛，而现有研究往往只选择了个别或少量幸福感指标（如主观幸福感）考察其与物质主义的关系;(2)物质主义价值观与幸福感的相关研究较多，较少有研究关注其起作用的内在机制;(3)物质主义对个体发展的影响研究较多，而关于其产生的根源，即其影响因素研究相当缺乏，亟待充实;(4)物质主义价值观的心理学研究在西方文化背景下研究较多，而我国物质主义价值观的心理学研究尚处于引进和零星探索阶段，国内尚无本土化的物质主义价值观测量工具。因此，本研究首先对物质主义价值观量表在我国大学生群体中进行了修订，同时基于中文修订问卷考察了我国大学生物质主义的现状、大学生物质主义与其幸福感的关系及其影响机制，以及大学生物质主义的影响因素及其机制。　　（一）第二篇第一章本研究在我国大学生群体中对Richins和Dawson(1992)编制的物质主义价值观量表(Material Values Scale，MVS)进行了中文修订，结果发现，修订后的量表结构与原量表的结构有所差异，修订后的量表包括以财物定义成功、以财物获取为中心和平淡的幸福三个维度。验证性因素分析表明修订后的量表结构模型拟合良好，信效度分析表明，修订后的量表具有较好的心理测量学属性，可作为我国大学生物质主义价值观的有效测量工具。　　（二）第二篇第二章本研究采用修订的物质主义价值观量表考察了我国大学生物质主义价值观的现状，结果发现:(1)大学生以财物定义成功和以财物获取为中心倾向位于五点量表的中等分数段，表明当前我国大学生物质主义价值观倾向处于中等强度水平;(2)男生在以财物定义成功倾向上显著高于女生，女生在以财物获取为中心倾向上显著高于男生;(3)大专生在以财物定义成功倾向上显著高于本科生，本科生在以财物获取为中心倾向上显著高于大专生;(4)在以财物定义成功上，大二得分显著高于大一和大四，其他年级间差异不显著;在以财物获取为中心上，大二、大三和大四得分均显著高于大一，其他年级间差异不显著;(5)在以财物定义成功上，城市生源大学生得分显著高于农村和城镇生源，而农村和城镇生源大学生得分差异不显著;在以财物获取为中心上，农村生源大学生得分显著低于城镇生源和城市生源，而城镇生源和城市生源大学生得分差异不显著;(6)文科生得分显著高于理科生和工科生，理科生和工科生的得分差异不显著;(7)独生子女在以财物定义成功、以财物获取为中心维度上得分均显著高于非独生子女;(8)来源于双亲和单亲家庭的大学生在以财物定义成功、以财物获取为中心两个维度上的得分差异均不显著，但单亲家庭大学生得分略高于双亲家庭;(9)父亲受教育程度、母亲受教育程度与以财物获取为中心显著正相关，而与以财物定义成功相关不显著;家庭经济状况与以财物定义成功和以财物获取为中心均显著正相关。　　（三）为进一步探讨物质主义价值观对大学生幸福感的内在影响机制提供实证依据，第二篇第三章本研究考察了大学生物质主义价值观对其幸福感的独特预测作用，结果发现:(1)物质主义价值观之以财物定义成功与生活满意度、消极情感、关系需要、自主需要均显著负相关，以获取财物为中心与消极情感显著负相关，与身体症状、抑郁和焦虑显著正相关。(2)进一步的独特预测作用分析发现，在控制了大七人格的作用后，以财物定义成功仍能显著负向预测生活满意度和自主需要，以获取财物为中心仍能显著正向预测身体症状、抑郁和焦虑，显著负向预测消极情感。相对于以财物定义成功，以获取财物为中心不仅能够预测更多领域幸福感指标，而且其作用系数显著较强。　　（四）为考察大学生物质主义价值观对其幸福感的影响机制，本研究在第二篇第四章首先考察了大学生物质主义价值观与其幸福感关系间是否存在第三变量——调节变量;在文献回顾的基础上，本研究考察了集体主义价值观和感恩在大学生物质主义价值观与幸福感关系间的调节效应，结果发现:(1)集体主义价值观在以财物定义成功和生活满意度关系间的调节作用显著;(2)集体主义价值观在以财物定义成功和焦虑关系间的调节作用显著;(3)感恩在以财物定义成功和消极情感关系间的调节作用显著;(4)感恩在以财物定义成功和抑郁关系间的调节作用显著;(5)感恩在以财物定义成功和焦虑关系间的调节作用显著。　　（五）第二篇第五章采用四个研究考察了物质主义价值观对大学生幸福感的影响机制。研究一考察了意向性自我调节在物质主义价值观与大学生幸福感关系间的中介作用，结果发现:(1)意向性自我调节在以财物定义成功与自主需要关系间发挥着显著的中介作用，然而，意向性自我调节在以获取财物为中心与消极情感、身体症状、抑郁和焦虑关系间的中介效应均不显著;(2)集体主义价值观和感恩在以财物定义成功与生活满意度、焦虑关系间的调节效应不能通过意向性自我调节起作用;感恩在以财物定义成功与消极情感、抑郁、焦虑关系间的调节效应也不能通过意向性自我调节起作用。　　（六）第二篇第五章研究二考察了基本心理需要在物质主义价值观与大学生幸福感关系间的中介作用，结果发现:(1)集体主义价值观对以财物定义成功与生活满意度、焦虑关系间的调节效应不能通过关系需要和自主需要起作用，感恩在以财物定义成功与消极情感、抑郁、焦虑关系间的调节效应也不能通过关系需要和自主需要起作用;(2)关系需要和自主需要在大学生以财物定义成功与生活满意度关系间的链式中介效应显著，即以财物定义成功既直接削弱大学生自主需要的满足，也通过降低关系需要的满足间接减少其自主需要的满足，进而侵蚀其生活满意。　　（七）第二篇第五章研究三考察了应对方式在物质主义价值观与大学生幸福感关系间的中介作用，结果发现:(1)集体主义价值观对以财物定义成功与生活满意度、焦虑关系间的调节效应不能通过应对方式起作用，感恩在以财物定义成功与消极情感、抑郁、焦虑关系间的调节效应也不能通过应对方式起作用;(2)消极应对方式在大学生以财物定义成功与自主需要关系间，以及在大学生以获取财物为中心与消极情感、身体症状、抑郁和焦虑关系间均发挥着显著的部分中介效应。　　（八）第二篇第五章研究四考察了参与生活在物质主义价值观与大学生幸福感关系间的中介作用，结果发现:(1)社会融合是以财物定义成功和感恩交互影响大学生抑郁、焦虑的中介变量;然而，生活参与不是以财物定义成功与集体主义价值观交互影响大学生生活满意度、焦虑关系的显著中介变量，也不是以财物定义成功与感恩交互影响大学生消极情感的显著中介变量;(2)社会融合在以财物定义成功与自主需要关系间发挥着显著的部分中介作用，而专注在其中的中介效应不显著;(3)社会融合在以财物定义成功与生活满意度关系间起着完全中介作用，而专注在其中的中介效应不显著。　　（九）第三篇研究基于发展系统理论从个体、家庭、同伴和社会等多水平背景较系统全面地考察大学生物质主义价值观的影响因素及其内在机制，结果发现:(1)严谨自制、淡泊诚信、温顺随和、善良友好、热情豪爽、自尊、父母关怀与以财物定义成功显著负相关，社会比较、外表关怀、成就关怀、父母冷漠、父母过度保护、广告接触程度、媒体人物内化程度与以财物定义成功显著正相关;(2)精明干练、严谨自制、外向活跃、淡泊诚信、温顺随和、善良友好、热情豪爽、自尊、父母关怀、父母自主与以获取财物为中心显著负相关，社会比较、外表关怀、父母冷漠、父母过度保护、广告接触程度、媒体人物内化程度与以获取财物为中心显著正相关;(3)回归分析表明，只有淡泊诚信、成就关怀、广告接触和自尊可显著预测大学生以财物定义成功物质主义倾向，只有精明干练、善良友好、父母过度保护和广告接触可显著预测大学生以获取财物为中心物质主义倾向;(4)自尊在广告接触与以财物定义成功关系间起着部分中介作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