当前我国经济正在由高速增长阶段迈向高质量发展阶段,金融与投资起着至关重要的作用。在我国,经济的发展一般会伴随着大量的金融错配,这种金融资源与企业产出效率的不匹配就会造成企业的非效率投资,不利于国民经济的高质量发展。金融资源配置偏离了帕累托最优配置状态,就会造成金融错配。而企业的非效率投资则可表现为过度投资与投资不足,产出高效的企业投资不足会制约企业的发展,产出低效的企业过度投资会造成资源的浪费。其中,融资结构作为企业取得金融资源的有机构成,在金融错配与企业非效率投资之间起着重要的中介作用。研究金融错配对企业非效率投资的影响,以及融资结构在其中的传递机制,不仅可以解决企业非效率投资的问题,还可以为金融供给侧结构性改革提供借鉴。因此,本文通过梳理相关文献和理论,提出了一系列假设,使用2009-2020年沪深A股上市公司的数据,采用双向固定效应模型实证检验金融错配与企业非效率投资之间的关系,并进行产权性质、制度环境与规模性质异质性分析,最后加入融资结构中介变量分析金融错配和企业非效率投资之间的关系。本文得出的结论是:金融错配引致中国企业非效率投资、过度投资以及投资不足显著增加。相较于国有企业,金融错配增加民营企业非效率投资、过度投资和投资不足程度加深;相较于制度环境较好地区的企业,金融错配增加制度环境较差地区的企业非效率投资、过度投资和投资不足程度加深;从规模性质来看,金融错配增加大规模企业非效率投资、过度投资程度加深,增加小规模企业投资不足程度加深。本文将融资结构分为内源融资、债权融资和股权融资,分别探讨融资结构在金融错配与非效率投资中起的中介作用,其中,内源融资在金融错配对非效率投资和投资不足的影响中起遮掩作用,债权融资在金融错配对非效率投资与过度投资的影响中起中介作用,且在金融错配对投资不足的影响中起遮掩作用,股权融资在金融错配对投资不足的影响中起中介作用。最后,本文通过了稳健性检验,并为抑制金融错配,缓解企业非效率投资,推进金融供给侧结构性改革顺利进行提出了政策建议。