党的十八大以来,生态文明建设成为社会主义建设中及其重要的一环,在生态文明领域中,自然保护地体系的建设又得到了空前的关注。自2013年以来,党和国家出台了一系列政策为自然保护地体系的建设逐步指明了方向,然而这项改革的出台,却没有健全的法律规范来指引和保障,这既不符合“重大改革于法有据”的要求,也不能为各保护地的各项实践提供法律依据,因此,对其开展立法工作势在必行。本文以政策法律化为切入角度,在梳理在我国现行的自然保护地立法后发现,主要存在形式和内容两大方面的问题:在形式上,具有统领性的基本法缺位,且所有立法的最高位阶仅到行政法规,整体位阶偏低;在内容上,立法之间存在冲突与不适。在适用法律时,常常会出现因法律之间产生冲突而“无法可依”或援引环境资源之单行法律而使部分法律规范条文形同虚设的情形。在保护地管理工作中,也常常由于政出多门而导致一处完整的生态系统被人为割裂开来,进而使保护地管理工作大打折扣。深入思考上述问题的成因,皆因缺乏整体系统观之思想,整体系统观作为一种思维模式,与自然保护地法律体系的构建和自然保护地本身的自然属性相吻合。因此,建立自然保护地法律体系要用好整体系统观这“一剂良方”,将整体系统观贯彻于立法全过程。在考察德国、日本与美国三国的立法经验后,再结合我国自然保护地立法实际,本文认为建立自然保护地法律体系的总体思路要从两大方面着手,一为形式外观体系化,二为实质内容体系化。形式外观体系化主要从立法模式的构建出发,构建“基本法+专项法”这一综合性立法模式的法律体系,在此基础上明确各类保护地的立法位阶并进行相应的制修工作。实质内容体系化主要从立法的内容出发,首先应明确立法理念,包括确立整体系统性保护理念,贯彻生态保护优先理念以及树立差异性理念;其次应明确自然保护地类别与保护范围;再次应对自然保护地的基本制度作出规定,如设立制度、分区管控制度、生态补偿制度、监管制度、公众参与制度等;最后可针对在自然保护地中的违法行为,明确行为人的法律责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