信息服务业是信息技术转化为生产力的客观条件,是经济发展和社会进步的重要保障,因其科技含量高且渗透性强的特点,该产业已经渐渐成为经济发展的倍增器和推进器,也是许多国家级地区实现产业升级和结构调整的突破口。在中国经济的“新常态”下,信息服务业不仅成为新的经济增长点,而且成为较热的投资点。经济的发展离不开信息的快速传递,信息服务业和信息化水平也要受到经济发展条件的制约。国民经济发展客观上要求信息服务业与社会经济建立协调发展的模式,并不断进行优势互补,协调创新才能使整个社会经济及信息服务业发展达到最优化效果。本文在研究中国信息服务业集聚的过程中,发现集聚对信息服务业本身存在推进效果,但对于区域经济却呈现负向影响;为深究其原因本文进一步选用全要素生产率(Total Factor Productivity)来反映产业效率的状况,研究信息服务业的集聚效应及影响因素作用机理。全要素生产率是指总产出中不能由资本、劳动等有形生产要素投入所解释的“剩余”,即在有形生产要素投入水平既定的条件下,产业所达到的额外的生产效率。全要素生产率的来源包括技术创新、组织创新、管理创新等。在新常态下,信息服务业的增长仅依靠资本和劳动等有形生产要素投入拉动方式是难以持续的。可以说,提高全要素生产率是新常态信息服务业实现可持续发展的动力源,能够有效地提升信息服务的发展质量。在产业集聚区内信息技术流动会以较低的成本溢出和扩散,集聚优势的作用也会促进共生技术集成和产学研协同创新,但是产业集聚是否促进了中国信息服务业全要素生产率的提升?产业集聚对中国信息服务业全要素生产率是如何产生影响的?产业集聚对中国信息服务业全要素生产率是否存在门槛特征?是否有空间溢出现象?通过研究上述问题,可以更清楚地认识中国信息服务业发展变化状况,为实现中国信息服务业有质量的经济增长,产业转型升级提供依据。围绕上述问题,本文研究的主要内容总结如下:第一,中国信息服务业产业集聚状况及其经济效应无论从静态集聚指标的计算结果还是动态的计量结果都可以得出,中国信息服务业的发展已经呈现集聚状态,从集聚的变化过程来看,信息服务业集聚呈现出主动的、相互合作的、由目标集聚优势向多方面协同集聚的动态过程;从信息服务业集聚对产业本体经济的影响来看,中国经济发展较快的省份通过集合要素与信息资源优势,提高了本经济体可用的先天资源与信息方面的优势。产业集聚对信息服务业经济的影响呈现威廉姆森倒“U”型,而且从总体效果来看信息服务业集聚的影响处于倒“U”型的左侧,在一定时期内对信息经济仍将表现为积极的正向影响;中国的信息服务业集聚对相应区域经济的影响表现为线性负相关,说明信息服务业的迅速集聚带来区域内资源过快集合,区域经济体还没能及时吸纳,因此初期往往易于形成离散,需要逐步实现外部优势的内部化和持续的积累以支配自身的集聚优势,同时经济体不能仅限于利用优势,还需要不断内化和再创新以实现优势再造。第二,信息服务业的全要素生产率变动状况依据信息服务业全要素生产率的计算结果,索洛余值法反映的是全要素生产率绝对数量的变化,数据包络分析法测量的是全要素生产率相对技术变化的前沿面,二者分别从不同角度诠释了中国信息服务业全要素生产率的变化,但总体趋于一致。在研究时间内各省的全要素增长率均在互联网迅速普及的时间段内(2009-2011年)呈现跨越式增长,随后的时期里渐渐呈现缓慢并伴有下减趋势的走向,2013-2014年略有上升趋势。分省份变化来看,效率领先的区域仍位于经济相对发达的沿海地区,在期初迅速走高后,但后期有放缓趋势;发展紧随其后的中部地区变化的波动范围不大,而且在后期有较强的追赶态势;相比之下西部地区除四川重庆外,整体落后明显,信息服务业有待积极发展。第三,产业集聚对中国信息服务业全要素生产率增长的影响程度依据面板数据全要素生产率分析的影响因素实证结果,信息服务业集聚明显已经呈现过度的态势,集聚优势作用亟待发挥;中国信息服务业全要素生产率的增加在相当长的一段时期内仍将依赖性于外部投资的拉动,并且信息服务企业相对来讲也过于集中,效率发挥与地区的受教育水平不同步;城市化经济的发展程度与信息服务业效率增长发展同步,表明现阶段信息服务业服务的效率发展水平并没有发挥其渗透作用,综合来看中国信息服务业的发展并未展现其应有的拓展力,应在现有的基础上拓宽产业融合,促进技术更新。第四,产业集聚对中信息服务业全要素生产率影响的门槛效应从集聚对信息服务业效率的门槛效应来看,大多数影响因素存在双门槛,集聚优势的动态作用有待发挥,信息服务技术相对较低的地区在一定时间内仍然通过调节各项环境因素来促进该地区行业效率;而技术较高地区则在不同程度上表现为受环境要素的限制,进而呈现负向作用。要达到整体效率的进步,适当的技术溢出是有效的途径之一,但技术溢出能否发生依赖于技术接受方所拥有技术承接能力和劳动力状况。当局部地区的吸纳能力满足一定的门槛条件时,相应的技术溢出才可能发生。第五,产业集聚对中国信息服务业全要素生产率影响的空间溢出效应从空间自相关检验来看,中国信息服务全要素生产率呈现空间集聚。空间集聚大致阶段为:首先以先进地区为中心发展,到区域间无领导的均衡发展,再重回以先进地区技术提升为中心发展。从空间面板模型估计结果来看,中国信息服务全要素生产量的空间溢出效应主要来源于邻近地区信息服务业的误差冲击对本地区信息服务业行为的影响。信息服务业集聚的空间溢出效应整体上增加了信息服务业的吸收能力,但是抑制了处于前列的区域的集聚优势,使其处于“被吸收”的状态。空间溢出效应充分反映了信息服务业集聚优势的动态转移过程,集聚优势本质是区域经济体首先获得优势的可利用,然后通过积累和内生性转化不断增强对优势的支配力,最终进一步再创新和升级。中国发达地区的信息服务业凭借其要素禀赋优势在一段时期内形成了信息服务资源的集聚优势,但是信息服务业作为科技类产业,需要以主动、积极的态度有目标、有重点地参与集聚优势合作,并在合作中促进产业升级。同时有利的空间政策导向可以引导要素流动,以影响信息服务产业的区位选择,使得经济外部性内部化,减少产业发展的空间不平衡程度。