国际贸易(International Trade)是指不同国家(和／或地区)之间的商品和劳务的交换活动。按商品的形态国际贸易可划分为:1、有形贸易(Visible Trade):有实物形态的商品进出口。例如,机器、设备、家具等都是有实物形态的商品,这些商品的进出口称为有形贸易。2、无形贸易(InvisibleTrade):没有实物形态的技术和服务的进出口。例如,专利使用权的转让、旅游、金融保险企业跨国提供服务等都是没有实物形态的商品,其进出口称为无形贸易。本文选取实物形态的商品进出口(即有形贸易)作为研究对象,重点研究国际贸易中的风险问题。　　 信息不对称理论作为西方学者研究道德风险的主要理论,是微观信息经济学研究的核心内容。自1970年美国经济学家阿克勒夫以旧汽车市场交易模型为基础分析了“逆向选择”和“道德风险”之后,阿罗(Arrow)、赫什雷弗(Hirshleifer)、斯彭斯(Spence)、格罗斯曼(Grossman)、斯蒂格利茨(Sligliz)等经济学家在许多领域对这一理论进行了拓展性研究,信息不对称理论被西方学者称为最近二十年微观经济理论最活跃的研究领域,然而目前尚未发现应用信息不对称理论研究国际贸易道德风险的研究成果。　　 国际贸易的性质和特点给国际贸易道德风险的滋生提供了温床。国际贸易是在世界各国间进行的,跨洋越界,涉及的范围极为广泛。国际贸易要涉及不同国家或地区,不同国家或地区在政策措施、法律体系、语言文化以及社会习俗等方面可能存在巨大的差异和冲突；国际贸易容易受到交易双方所在国家的政治、经济变动、双边关系及国际局势变化等条件的影响；需涉及到运输、保险、银行、商检、海关等部门的协作、配合,其业务过程也是非常复杂的,再者运输距离较远,合同履行时间较长,因此交易参与各方承担的风险都很大。因此,从微观主体来看,“经济人”在国际贸易活动中一味地追求自身利益最大化,就会不择手段来达到自身的经济目的,由此容易产生道德风险。从宏观角度来看,发达国家一味强调本国贸易利益最大化,为此设置各种形式的贸易壁垒,从而诱发国家道德风险。　　 在以往大量的国际贸易风险研究中,通常是把自然灾害、意外事故、汇率机制、WTO规则等作为不可控因素来研究的,甚至在国际贸易实务中,国际贸易参与各方也把这些因素视为自然风险和市场风险,人们很难甚至也不会从信息不对称的角度和道德层面去分析和看待这些因素。在国际贸易CIF进口业务中,通常会遇到自然灾害和意外事故等风险。自然灾害是指恶劣气候、雷电、海啸、地震、火山爆发等,意外事故是指船舶搁浅、碰撞、沉没、失踪等现象,对于参与贸易活动的进口商而言,在地球上某一海面发生自然灾害的信息基本上是不能确切掌握的。运输货物的船只会在何时何地搁浅、碰撞、沉没、失踪等这些情况对于进口商这样一个善良的合同当事人来说也是无法得到充分、必要的信息。但是对于出口商和承运人而言,他们处于信息优势地位,信息较为充分。具有丰富航海经验的船长会了解很多的与航线有关的自然、气候、地理条件、航线状况、船舶性能等,承运人或其代理人会通过运输公司、仓库、堆场等渠道了解到货物、装运、船舶行驶状况。由此进口商所能掌握的信息很少,而出口商和承运人掌握的信息较多,信息出现了不对称现象,而恰恰是这种信息的不对称导致了国际贸易中的道德风险；国际汇率的机制在国际贸易部分参与者看来是不可改变的铁律,通常只是考虑如何规避汇率风险。而实际上现行国际货币汇率机制是西方发达国家剥削广大发展中国家的一种极具隐蔽性的工具。由于美元的霸权地位,美元独享着巨大的操作空间,甚至美元的贬值也动摇不了其霸权地位,反而成了美国“赖帐”和压制他国产品竞争力的手段。美元与黄金脱钩以后,也和世界现存财富完全脱钩,也不受世界法律规定和其它国家的制约和监督,其“价值”完全是虚幻的,却以世界货币流通,等于利用国家信用掠夺世界财富。发达国家的资本家们表面上是依靠自己的资本和经营管理手段在国际市场中赚取利润,但实际上构成他们利润的绝大部分,主要是依靠不平等的国际贸易机制来实现的。它本质上就是国际间的强权政治和强权经济的具体体现,它的基本内容是由殖民地时代的殖民掠夺关系决定并逐步演变而来的。它是不平等国际经济贸易秩序中发达国家对发展中国家和平掠夺的工具,正如马克思说过:资本来到世间,从头到脚,每个毛孔都滴着血和肮脏的东西；在一些GATT、WTO以及相关贸易协议中,一些环境条款相对模糊的界定使某些发达国家为了本国利益实行贸易保护主义的绿色壁垒找到了借口,许多国家凭借其经济、科技优势,通过立法制订极其复杂的绿色条款,或制订严格的强制性、高标准的环境技术标准对来自外国的产品或服务进行限制、制裁。由于绿色贸易壁垒具有名义合理、内容广泛、形式合法、方式隐蔽、手段灵活等特点,从而发展中国家也由于信息不对称,很难摆脱这些不公平的待遇。　　 通过以上的分析我们不难发现,信息不对称是国际贸易道德风险产生的主要因为,同时在信息不对称产生的道德风险背后,则隐藏着交易主体的的道德缺乏,信息不对称是现象,而道德缺乏才是本质。从深层次看,国际贸易道德风险是一个介于经济学与伦理学之间的问题,这同我们现实生活中存在一些无序现象乃至道德风险一样,不仅是一个经济问题,而且还有一个深层次的伦理道德问题,这是需要我们的经济理论工作者和伦理学家们共同探讨。　　 基于这样一个新的视角,本文首先试图给国际贸易道德风险以经济和伦理意义上的诠释,即所谓国际贸易道德风险是指在国际贸易活动中,占有信息优势的参与主体为了自身利益,违反有关诚实信用的一般准则,故意隐藏相关信息,可能采取的对另一方造成损坏的不道德行为或者产生消极社会后果的可能性和不确定性。　　 其次,本文以马克思主义思想为指导,运用辩证唯物主义的方法,分析国际贸易中道德风险的一系列诱因。而正是这些因素造成贸易主体之间的信息不对称,进而引发了国际贸易道德风险。　　 第三,本文从国际贸易理论和实务相结合的角度,深入当前的国际贸易实际,对进口商、出口商、国际贸易代理机构(银行、承运人／货运中介、保理商)所面临的道德风险一一地进行探讨,力图为国际贸易参与各方的风险防范提供一些有益的参考。　　 第四,本文从世界各国人民的共同利益出发,试图通过对世界新的经济伦理结构的探索、建立全球统一的信用体系、从全人类共同发展的道德要求考虑,改变不合理的国际贸易制度安排,为世界和谐贸易提出一系列具有战略性和前瞻性的化解国际贸易道德风险的思路。　　 第五,中国加强公民道德建设和企业文化建设,以形成具有中国特色的兼具国际视野的普适价值观；同时进行贸易制度创新,如建立和完善外贸信用体系和国际贸易风险的预警机制和防范体系,实行外贸可持续发展战略,建立可持续的外贸发展模式。　　 本文的主要观点概括起来是:　　 (1)在当今经济全球化进程中,西方发达国家通过它们控制的国际经济、金融等组织,通过它们制定的国际贸易的“游戏规则”,是依靠不平等、不合理的国际分工和贸易体系,依靠发展中国家提供的广大市场和廉价资源,通过向发展中国家转移高耗能高污染产业以及转嫁经济、社会、生态危机等方式攫取世界贸易的最大利润。因此我国作为发展中的大国,应该着力推动国际贸易制度创新,改变不合理的国际贸易制度安排,建立国际经济新秩序,以争取发展中国家的正当权益和国际贸易利益。　　 (2)由于东西方历史不同的文化传统和不同的价值理念在国际贸易领域发生强烈的碰撞,因此国际贸易活动中道德风险的防范有赖于意识形态建设,以期形成世界统一的伦理结构,而建立全球统一的信用体系,则是国际贸易道德风险防范的制度约束和根本保证。建立和完善我国外贸信用体系则是摆脱国际贸易困境的当务之急。　　 (3)我国目前正面临日益严峻的国际贸易风险,出口业务坏账率远远超过发达国家,同时面临越来越多的贸易壁垒和反倾销调查,我国应建立国际贸易道德风险预警机制和防范体系,防范和化解风险,本文在建立国际贸易道德风险防范的数学模型方面也作了的大胆尝试。　　 (4)国际贸易诈骗的国际性和复杂性使得受害方跨越国界保护自己的正当利益受到很大限制,通过各种正式途径,加强国际司法合作,完善国际司法协助机制,从而有效地控制国际贸易道德风险。　　 本文力图在选题、研究的切入点和分析角度创新、观点创新,对国际贸易道德风险的研究带有预期性和探索性质。目前国内暂没发现关于“国际贸易中道德风险研究”的研究成果,这一研究成果,在一定程度上填补国内研究空白,其理论的不成熟之处有待于进一步深化和完善。本文力求综合运用信息经济学、制度经济学、伦理学多学科知识的交叉,从信息不对称和道德缺失这样一个新的视角研究国际贸易风险。探索全世界需要的具有普适性的经济伦理结构,重建中国特色的兼具国际视野的普适价值观；建立全球统一的信用体系、从全人类共同发展的道德要求考虑,改变不合理的国际贸易制度安排；建立中国国际贸易风险的防范体系、建立可持续发展的外贸发展模式等一系列具有前瞻性和探索性的观点。　　 但是由于知识水平的局限和实践经验的不足,本文在国际贸易道德风险系统的理论框架的建构上显得有些稚嫩,同时对贸易主体所面临的道德风险的分析难免有些不足。　　 在未来新的国际贸易背景下,国际贸易的利益将如何流动、国际贸易的道德风险将以何种新面目出现,那将是学生继续努力探索的问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