文本、情境与族群认同之间的关系近年来曾引起学界较多的讨论。此一讨论对于我们反思与总结1950年代以来我国学界在民族研究中所运用的理论范式及研究方法具有十分重要的意义。不过，目前有关此议题的相关论述似尚有进一步的商榷空间。　　 曾有学者认为，基于姓氏之上的祖源论述是大理洱海地区的“名家大姓”在面对外来力量时的一种文化调节机制或文化适应策略。也有学者认为，宣称一个新的祖源即等同于宣称一种新的族群认同。　　 带着这样的认识，笔者走进了田野现场。笔者发现，在洱村当下的日常社会生活中，1950年代初期业已成为“白族”的“名家大姓”却依然表达着十分强烈的“汉人”祖源记忆。因此，笔者在本论文中讨论的主要议题就是，为何洱村人既有的“白族”身份与其对“汉人”祖源的记忆能够并行不悖?是否对“汉人”祖源的记忆在洱村所处地域社会的脉络中具有某种不同于“民族”认同表达的意义?如果祖源记忆不能合理化其当前的“白族”身份，那么，他们又通过什么样的方法或途径来实现对其“白族”认同的表达?　　 在王明珂有关“文本与情境互映、互生关系”的讨论的基础上，笔者将把洱村置于其所处地域社会与国家的历史关系之中，以此来审视洱海地区的“名家大姓”在历史时间中的祖源表述方式与社会情境之间，以及与其族群认同之间的关系。同时，笔者也将在当下这一共时性的层面上，从洱村在其地域社会内部的现实处境中，去探询洱村人的祖源表述与社会情境之间，以及与其族群认同之间的关系。　　 在认识论上，笔者把文化视为一种“生产”或“实践”，将民族史视为一种“社会记忆”；在方法论上，笔者则将洱村置于一个比以往人类学研究的传统“社区”更大的社会空间的“关系”结构之中去加以审视。　　 笔者来回穿梭于历史与田野之间，试图在梳理建构与塑造洱村人群地域观念的各种社会力量的基础之上，去解读洱村人的“汉人”祖源记忆与其现实的“白族”身份可以并行不悖的原因。　　 在对元、明以来洱海地区的墓志铭、族谱等民间历史文献资料的爬梳中，笔者注意到洱海地区的“名家大姓”往复摇摆于“汉/夷”祖源记忆的历史过程，并在此一基础之上，尝试性地提出了族群认同的“摇摆”理论。　　 然而，笔者在对洱村当下共时性层面的族群认同研究中，却逐渐认识到基于历时性层面的讨论做出的这一理论建构，仍需进一步的思考与完善。　　 1950年代，国家与大理地方的社会关系再次发生重大的改变。这时，汉唐文献记载中的“名家大姓”的后裔“民家人”已在新的国家制度框架中被正式确立为“白族”。为排除以往民族研究中常见的“民族意象”可能带来的影响，笔者借助于“名家大姓”这一颇具历史感的概念，回到地域社会的历史与现实的社会情境中，对1950年代以来白族历史文化的知识生产过程做出了回顾与检讨。笔者发现，知识精英基于汉语的文本生产与地方民众基于白语对自己社会历史文化的诠释之间，呈现出一种既协商和争辩、又妥协与援用的关系。笔者因此认为，只有在对当下国家与地方的社会空间关系，与对洱村在其地域社会中的现实处境有所体认的前提下，我们才能理解，在1950年代以来的“民族”话语的实践过程中，洱村这一“地方”被“文化”建构或塑造的具体过程；也才能理解，洱村人特定的祖源表述方式，以及其操演“民族”认同的文化策略。　　 笔者的结论是，我们不能仅从国家与地方社会的关系脉络中将洱海地区“名家大姓”的祖源表述方式简单地理解为族群认同意义上的表达。就洱村而言，村人对其“汉人”祖源的强烈记忆，所诉求的是一种地域社会内部的文化阶序意义。在资源竞争与分配的社会政治格局下，他们对“民族”认同的表达，则往往通过对知识精英建构的“民族”文化符号的援用来加以达成。社会行动者所处社会情境的现实复杂性和多样性，必然导致其文本表达的杂糅性。而这种基于对各种历史文化资源的选择与操纵所进行的杂糅的文本表达，于洱村人而言，都是其处理各种内外社会关系时所运用的生存策略。因此，洱村这一个案，将促使我们在一个更广泛的层面上去进一步思考文本、情境与族群认同之间的关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