预告辞职权是劳动者在满足预告期限时自愿无因解除劳动合同关系的一项基本劳动权利。本文系统性地从理论渊源和立法沿革等角度出发探究预告辞职权的应有之义,明确其法律概念。劳动关系属性的变化和劳动契约关系的产生为劳动者辞职权的出现和法制化奠定了基础,并发展出劳动者行使辞职权的预告制度。我国劳动者预告辞职制度跟随着政治变革、经济制度改革和民众思想的觉醒经历了从无到有的漫长变迁之路。劳动合同单方解除制度的更新使得劳资双方的利益平衡被打破。围绕劳动者预告辞职制度的正当性和制度设计上的漏洞争议不断。预告辞职权作为一项法律权利具有明确的权利特性,其“提前30日通知”的程序设计并不影响其消灭性形成权的权利性质。为解决相关部门发布的不同的法律解释极易导致司法实践中对同类案件产生差异处理的困境,本文明确了“提前30日通知”这一程序性要件的内涵。此程序性要件是权利发生效力的必要程序,但并非是对预告辞职权的权利效力的限制。亦不可将预告辞职权定性为附期限或条件的民事法律行为。经辨析,在权利性质、权利行使、权利后果上预告辞职权与劳动合同关系中的类似权利具有诸多不同。以要素特征对劳动者预告辞职权的权利构成进行剖析为本文的创新点之一。本文明确了预告辞职权成立的基础要素、内容要素和规范要素,更深刻地剖析了预告辞职权的权利内涵。结合各国对劳动者主体范围的判断标准以及对我国相关民事法律法规中民事权利能力和民事行为能力的概念性引申,对预告辞职权的权利主体范围和资格进行了界定。对预告辞职权的内容要素的探讨中涉及到司法实践中的多个现实争议点。结合国内外判例对劳动合同关系解除的时间点、预告辞职通知的发出及撤销、无合同关系下的预告辞职、用人单位的意思回复等争议问题进行研究,明确预告辞职权所包含的权利内容。《中华人民共和国劳动法》（以下简称《劳动法》）颁布后对劳动者预告辞职权的价值评判引发争论,存在从民法合同信守原理和劳动合同期限的角度提出的质疑。无论是基于尊重人权、劳动自由、公平正义、秩序稳定等基本法律原则和法律理念,还是诉诸于国际公约和各国宪法中所表现的立法价值取向,应承认预告辞职权作为劳动者基本权利之一的正当性。法律原则和理念足以为劳动者预告辞职权的成立提供价值支撑。但从社会价值意义上讲,需综合考量其他介入因素完善预告辞职制度,以此来应对复杂变化的劳动合同关系,消除立法与司法实践应用之间的缝隙。结合司法实践中预告辞职制度的运行状况,本文创新性地从预告辞职与合同信守原理间的理论矛盾、劳动者类型化与弱势性研究、劳动者道德水平差异、效益间的冲突与选择等角度进一步考量如何完善预告辞职制度。我国劳动法制中赋予了劳动者高度的辞职自由,规定笼统宽泛。社会形态的更迭与经济发展带来了劳动关系互动基础和劳动者阶层的差异。劳动者分层理论为一刀切的预告辞职制度带来了挑战。尤其是职位关乎国家安全、公共利益的劳动者在是否应调整其辞职的自由度这个问题上,国内相关司法判例在民航业飞行员这一特定群体上的集中性也体现出实践中的矛盾。劳动者的价值追求和道德水平实质上影响了实践中预告辞职权的行使频率和履行预告辞职制度规则的合法性程度。同时如何使法律权利的正义价值发挥到最大,社会效益的最大化是其内在要求。预告辞职制度关系到不同市场主体间的经济利益的博弈,有时也关系到个人利益与公共利益间的衡量。预告辞职权的相关影响变量所带来的立法和司法上的问题要求对我国劳动者预告辞职制度进行更有效的建构。本文对界定劳动者预告辞职权的权利边界提出了一个更理性和完整的制度路径。针对劳动者预告辞职权的适用范围,与其他国家相关规定进行对比研究。基于社会环境和立法基础的不同,对固定期限合同下预告辞职权进行限制并无立法模式上的可移植性。在立法中可对特殊岗位劳动者进行列举性规定及根据工作年限长短的不同确定劳动者的分层和预告期的判断标准,并赋予劳资双方一定的契约自由。对不同期限类型劳动合同中弃权条款的有效性进行分类讨论。主张限制违约金学说下的服务期制度的可行性。服务期制度是对用人单位合法权益的有效保护,是对现行劳动合同法制度缺陷的合法校正。在肯定预告辞职权的价值意义时,合理地细化我国劳动者行使预告辞职权的行使程序、违约责任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