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国《民法典》承继了《物权法》关于留置权的规定,《担保制度解释》第62条对留置权制度予以明确与细化,为更好地理解与适用留置权提供了依据。然而此项制度仍有模糊地带,学理上存在较大争议与分歧,致使司法适用过程中亦存在较大困难,因此有必要从解释论的角度出发对争议点进行梳理与探讨。是故,本文从以下四个部分展开论述:第一章首先明确留置权的基本类型为民事留置权与商事留置权,对其各自的制度功能展开分析,同时根据留置权的不同类型厘清成立要件。通过留置权的基本概要,总结出我国留置权在成立过程中所存在的问题,对留置权的主体、客体以及牵连关系方面展开分析,主要包括主体范围过于狭窄,客体范围亟待厘清以及牵连关系的界定模糊此三个问题。具体来讲,在主体方面,将商事留置权的主体仅界定为“企业”存在理论与适用上的困境;在客体方面,留置权的标的物是否仅限于可流通的动产以及留置权能否善意取得皆须进一步的解释与释明;在牵连关系方面,“同一法律关系”与“牵连关系”是否具备内在一致性以及商事留置权是否放弃了对牵连关系的要求有待进一步的探讨。第二章主要从留置权的主体范围角度出发,对存在的问题进行详细论述。由于民事留置权的主体方面并不存在分歧,因此该部分主要探讨商事留置权的主体,即讨论将“企业”作为商事留置权的主体是否妥当。通过法理与实践两方面得出采用主体标准会违反平等原则,采用行为标准才符合商事留置权核心特征的结论。并结合域外法的相关规定,解决行为标准认定的困境,提出商行为的具体标准为——以营利为目的的持续性经营活动。鉴于我国商事留置权主体限定为“企业”存在着一定的立法缺陷,因此应将“企业”采用目的性扩张的解释方法,从而认定个体工商户为商事留置权的主体,在满足一定条件的基础上,农村承包经营户亦能够成为商事留置权的主体。第三章从留置权的客体范围出发,对留置权的标的物进行廓清,提出留置权的标的物包括无记名有价证券,而不包括记名有价证券,并从我国留置权的制度功能出发,提出不应将不动产作为留置权的标的物,且明确了留置权的标的物不包括不可流通物。此外,明确民事留置权的客体权属不仅包括债务人,亦包括第三人。并且在第三人之物上成立留置权并非留置权的善意取得,而系留置权的构成问题,因此,无须考虑债权人主观的善恶,可以直接在第三人之物上成立民事留置权。但仍应当注意在占有脱离物上成立留置权,需要考虑债权人主观的善恶,此处并非留置权的善意取得,乃是法律对于善意保护之范畴。根据《担保制度解释》第62条规定,认定不能在第三人之物上成立商事留置权。第四章从留置权的牵连关系角度出发,提出民事留置权与商事留置权对牵连程度的要求不同。为了避免债权人任意留置与其债权无关的动产,同时保障交易安全和秩序,民事留置权要求高度牵连性。而商事留置权基于商事交互计算,弱化了商事留置权中的牵连性要件,但并未舍弃牵连性,即仅要求一般牵连性。在此基础上,通过对比较法的分析,并结合我国立法的惯用表达,提出商事留置权中一般牵连性推定的标准为营业关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