为更好地预防未成年人犯罪,2020年试行的《中华人民共和国预防未成年人犯罪法》和《中华人民共和国未成年人保护法》中提出,针对未成年人犯罪,需加强预防教育工作,并多次强调社会力量和社会工作者在其中的重要作用。其中,身份罪错未成年人因不良朋辈交往、家庭规则与家庭功能缺失、负面网络信息和偏差认知等多种因素的影响,出现不符合未成年人身份特质的行为。这需要相关部门采取措施,预防其身份罪错行为进一步恶化。然而,在预防身份罪错未成年人犯罪的教育工作中,存在着“学校管不住、监护人不会管、未检人不足”三大问题。2020年7月,湖北省某机构司法项目组进驻武汉市H区职业教育培训中心,笔者以项目组实习生的身份进驻学校,成为该校的一名联校社工。在六个月的实习过程中,对学校副校长、19级各班班主任、学生监护人以及该校19级225名学生进行访谈和问卷填写,发现该校42名学生存在身份罪错行为,并绘制差异交往理论下的介入框架。在班主任的推荐与问卷结果的共同作用下,将该校学生XF作为本次个案实践的案主,通过半结构式访谈与参与式观察了解案主的日常生活状况,采用青少年生活事件量表、冷酷无情特质量表和家庭环境量表对案主的日常生活、认知状况、家庭互动与家人形象进行深入剖析,充分了解案主的身份罪错行为,形成操作性较强的归因框架,并链接多方资源,通过“家校+未检+社区”的专业社工服务修正案主的身份罪错行为,预防其犯罪。在实务中,通过联校社工的身份链接家校、未检和社区的力量开展工作,以改善朋辈群体、重塑家庭规则与家庭功能、提高网络素养、纠正偏差认知作为介入方向,形成修正身份罪错行为,预防犯罪的管护机制。对本次实践梳理得出,身份罪错未成年人的身份罪错行为,并不是由单一原因形成的,与其朋辈群体、家庭互动、偏差认知和不良网络文化相关性较高,并且,在本次实践中,差异交往理论在预防身份罪错未成年人犯罪方面具有良好的效果。