国家稳定安全的基础是人民的生命健康,因而对传染病的防控亦是国之大者。我国从八十年代起、历经多次重大传染病疫情,颁布了一系列法律法规,逐步建立了我国的传染病防控法律体系。然而,2020年新冠肺炎疫情的爆发,现有的疫情防控法律制度暴露出许多问题。对比同在疫情之下的其他国家,差异不仅体现在法律举措和治理效果上,更隐含在不同国家对于生命的态度差别中。生命政治是权力直接作用于生命的政治,这一理论为分析个体生命与法律治理在疫情之下的拉扯提供了新的视角。目前疫情法律治理措施的施行和相关的问题、隐患在生命政治的研究中都有迹可循。国家防控疫情,是为了扶植生命,而防控措施能够成功,首先是由于现代主体的规训;在防治疫情的几项具体举措中,个人生命信息的使用使人的生命异化为数据身体,物理生命的隔离引出了对例外状态的担忧,不同身份的区分也隐含着对免疫共同体的忌惮。按照实践到理论再到实践的逻辑,首先通过分析当前防治疫情的治理措施,整理出实践中出现的具体问题;其次通过对生命政治理论的分析,找到生命政治这一治理技术的可取之处和应当遵循的治理逻辑。最后,回到传染病疫情法律治理的实践中去,根据其所作出的警醒来对我国疫情治理进行矫治和完善,期冀能以规范措施化解例外状态的可能,以法治化防疫化解权力宰制生命的忧虑,并能为健全当下疫情防控法律制度提供一定的量化参考资料。