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73年,由于美元危机的爆发,布雷顿森林货币体系随之瓦解,西方主要发达国家开始实行有管理的浮动汇率制度,主动地介入外汇市场进行干预。2004年,西方主要发达国家开始实行基本独立的浮动汇率制度。换言之,西方主要发达国家从有管理的浮动到独立浮动大约用了三十年左右的时间,其中,又以美国为首的G5、G7集团联合干预最为典型,从1985年的“广场协议”和1987年的“卢浮宫协议”等无不说明外汇市场干预的必要性。然而,我国外汇市场直接干预即外汇市场操作并不是传统意义上的直接干预。传统意义上的外汇市场直接干预是指,管理当局直接进入外汇市场买卖外汇,以改变汇率水平的行为。但是,我国存在银行结售汇头寸管理制度,对商业银行结售汇头寸实行区间管理,商业银行多余的外汇头寸,要在银行间外汇市场卖出;外汇头寸不足时,要向银行间外汇市场买入。而银行结售汇头寸管理制度造成外汇市场光靠自身难以自发地调节供需,因此,在实务中,商业银行在银行间外汇市场平盘时,交易的对手方通常是人民银行,致使外汇市场操作往往容易陷入被动的境地。所以,除了外汇市场操作之外,我国还存在另外一个重要的管理人民币汇率水平的手段——汇价直接调控,利用复杂的中间价形成机制,对人民币汇率进行直接地、人为地、主动地调控。当前人民币汇率单日波动幅度为中间价基础上的±2%,在极端情况下,人民币汇率昨日2%的上涨幅度,可以通过今日中间价下调进行完全地抵消。因此,有必要对外汇市场直接干预重新下定义。将直接干预的定义拓展为货币当局直接改变汇率水平的行为,包含直接入市买卖,或直接对汇率价格进行调控。由此,我国直接干预可以进一步划分为被动的数量措施——外汇市场操作和主动的价格措施——汇价直接调控。量价分离,两者相辅相成,构成我国特有的外汇市场干预体系。但是,我国现有外汇市场干预体系存在诸多弊端。例如“811汇改”,是一次特殊的汇价直接调控,人民银行以改革中间价形成机制之名,行汇率贬值之实,人民币兑美元中间价因此一次性贬值2%,由此产生人民币贬值预期,致使人民币在全球交易中的比重下降,人民币国际化进程受到影响,并引发跨境资本流出,管理当局随后推出一系列资本管制措施,资本项目开放进程受阻;其次,日常的汇价直接调控容易引起贸易摩擦,我国于2019年8月被美国列为汇率操纵国;再次,银行结售汇头寸管理制度导致的被动型外汇市场操作以及相应的冲销操作过于频繁,引发一系列问题,如妨碍货币政策独立性,产生巨额显性财务成本,冲销效果边际递减,债权型货币错配问题严重等。另外,根据资产组合平衡理论,冲销式干预存在利率效应,而这种利率效应加强了利率波动,实际上是一种隐性的管理成本。为此,本文基于资产组合平衡理论,利用Johanson协整性检验、格兰杰因果检验和脉冲响应函数等计量经济学方法,对我国冲销式外汇操作的利率做了较为全面地实证研究。综上所述,有必要对我国现有外汇市场干预体系进行改革。借鉴日本当局对外汇市场的直接干预,我国在取消中间价和单日2%涨跌幅限制的同时,应该实行人民币汇率目标区,基于汇率目标区,对外汇市场进行干预,并且,汇率目标区的细则是不对外公开的。由此,我国将通过量价合一的直接干预,即传统意义上的直接干预管理人民币汇率水平,化被动干预为主动干预,从而减少外汇市场干预的频率,仅在必要的时候才进行干预。汇率目标区的核心问题是中心汇率该如何确定。本文选取巴拉萨-萨缪尔森效应(中美劳动力生产率之比)、贸易条件(出口价格指数/进口价格指数)、贸易开放程度(进出口总额/GDP)和外汇资产(外汇储备/GDP)等变量,利用Johanson协整性检验和向量误差修正VEC模型估计人民币中心汇率模型。其次,本文对传统汇率目标区的波动幅度进行改革,由单一阈值变为区间。根据平均汇率与中心汇率的偏离程度,本文确定人民币汇率目标区的波动幅度为±3%～±5%。其中,±3%为预警线,当汇率波动触及时,管理当局先进行间接干预;±5%为边界线,必须介入外汇市场,借鉴日本当局的做法,采取低频、大额的外汇市场干预策略,干预要充分,执行要果断。并且,管理当局还可以采取窗口指导等非常规性手段。另外,从经济增长方式、外汇储备充足性和金融稳定性等方面来看,我国实行汇率目标区的条件基本具备。最后,实行人民币汇率目标区还需要三项配套措施。第一,人民银行应当进一步放松对银行结售汇综合头寸的管制,避免外汇被动式地回笼和投放。第二,借鉴日本当局的做法,过量的外汇储备,其中一部分用于成立外汇平准基金。第三,在成立外汇平准基金之后,剩余的过量外汇储备,人民银行应该将其转换成黄金储备。