本文以西南地区彝族族群使用频率较高、影响较大的《指路经》为研究对象。《指路经》作为彝人“精神的客观化物”即“生命表现物”,从形式上看,它主要适用于彝族丧葬仪式中的一环——指路仪式,以指引亡者去往“祖界”。《指路经》除本身记载了指引亡者一站一站去往“祖界”的具体山川河流等站点外,还呈现了彝人之于天地起源、自然规律、伦理道德、历史文化和生死观念等的认识,堪称彝人的“圣经”。因此,就其本质而言,《指路经》真正的受众对象应是彝人生者及仪式发生之时的其他在场者。一场以念诵《指路经》为主的指路仪式,就是仪式在场者集体再接受、再重温彝族迁徙的历史事实;就是再回溯彝族族群的流浪史与苦难史;就是再感受彝族族群生生不息、艰苦奋斗的民族精神;就是对彝人本身具有的乐观、勤劳、善良和忠诚等德性品质的再召唤;就是再找寻理想家园的心路历程;就是对彝人身心的再安慰与生命的再安顿。可以说,以念诵《指路经》为主的指路仪式就是彝人局部秩序的再重构、彝人身心的一次再洗礼、彝人生活的再出发与彝人存在价值的再谋划。目前之于彝族《指路经》的研究,主要集中在民族学、人类学、历史学和宗教学等学科领域,鲜有从美学视域下对其进行的专题研究。但彝族《指路经》全篇贯穿着“生”的意识,它以彝人的独特视角回答了哲学的终极命题:人从哪里来,人是谁,人将去往哪里。尤其是《指路经》构拟了另一世界——“祖界”,它作为彝人终极关怀的表征,异于儒家、道家、道教、佛教和基督教等既有的终极关怀思想而具独特性。因此,有必要对彝族《指路经》生命美学观进行专题研究。本论文主要由绪论、四个主体章节和结语共计六部分组成:绪论部分主要由彝族《指路经》及其毕摩、彝族《指路经》崇生美学观的界定、选题缘由、国内外研究现状、研究方法以及研究的理论意义与实用价值六部分组成。认为彝族《指路经》是彝人的“圣经”,其内蕴一种崇生意识。毕摩作为彝族仪式的主持者与“表演”者,其职能的核心在“救生”。彝族《指路经》崇生美学观的意义指向包括肯定本源生命——元生命的至美、肯定生命的“绽出”过程即日常生活为美、对生命力的高扬——“尚力”和崇生的终极目标在于“拒绝死亡”以实现“永生”等四个方面。第一章主要研究了彝族《指路经》崇生美学观的内涵。彝族《指路经》崇生美学观的内涵主要指涉为稳定和谐的生态美、母慈子孝的伦理美和“崇生拒死”的生命美三个方面。从形式上看,彝族《指路经》是送亡者归往“祖界”,但它却集中呈现出彝族族群极度渴望拥有一个稳定、和谐和充裕的家园观念,以及彝人强烈的生命“归家”意识。彝人的家园观念突出表征为“祖界”,“祖界”是彝人根据现世生活去想象、构拟的秩序井然却又不失浪漫的世界图像,它是彝人情感的承载者与灵魂的聚集之所。彝人人伦情感异于汉族的父慈子孝而尤重母慈子孝,母慈子孝成为彝族《指路经》多重人伦关系的中心。母慈子孝蕴含着丰富而又深刻的生命生生不息的观念,这种生命生生不息的发生现场在“家”,即彝族《指路经》认为生命生生不息的稳靠性在“家”。生命的生生不息在彝人看来就是一种生命美,彝族《指路经》非常重视这种生命美,表征为对本源生命,即生物生命和个体生命之根、族群生命之源以及宇宙生命之本的肯定与追溯。因此,彝族《指路经》传达出一种“崇生拒死”的生命美。“崇生拒死”生命美的起点在死亡与死亡意识。去往“祖界”成为彝人“崇生拒死”生命美的核心路径。“祖界”作为彝人对死后世界的构想和彝人终极关怀的象征,异于儒家、道家、道教、佛教、基督教和海德格尔“向死而生”等各文化体的终极关怀思想。受文化交流与融合的影响,《指路经》还呈现出“功绩”“延寿”“化生”“转世”和“存名”等追求生命“永生”的“崇生拒死”的生命美的多重向度。第二章主要研究了彝族《指路经》崇生美学观的特征。彝族《指路经》崇生美学观具有迷幻性、泛灵性和杂糅性三个特征。迷幻主要是从《指路经》对生命认知结果的杂糅性的角度而言的。伴随着对生命认知迷幻而来的是对生命伦理与秩序认识的虚与实以及护持生命活动过程中呈现出的迷狂与神秘。在以彝族《指路经》为核心文本的彝族指路仪式上,传达与制造迷幻的是毕摩,毕摩本身并不会有过分夸张的动作,而只是通过经文、声音、法器、行为等来制造一种迷幻的氛围。当然,迷幻之所以能达成的基础在于彝人对“生命”认知的部分“非理性”因素的存在,这种认知的非理性很大程度上还依赖于人对父母等长辈亡者的强烈情感。之于彝族《指路经》崇生美学观的泛灵性特征主要从“灵”的种类、“灵”的功利性目的以及“灵”的功利性目的的实现三个方面展开。“灵”的功利性目的的实现——彝族丧葬仪式的举行,使得各种“灵”各归其位,从而实现了新的分类,维持了原本被打破的日常生活秩序。《指路经》崇生美学观的杂糅性特征在《指路经》呈现的彝人“功绩”“延寿”“化生”“转世”和“存名”等“崇生拒死”的生命美以及彝汉文化之间的交流与融合成为《指路经》崇生美学观形成的一个重要原因时已显现。彝族《指路经》中彝汉文化杂糅的基础在于彝汉文化都是一种“生”的文化,杂糅的结果是“生”意识的不断丰富,杂糅形成的文化土壤在于彝汉生产方式的部分共性。彝汉文化的杂糅使得《指路经》成为一个典型的共生共融的文化生态景观案例。第三章主要从彝族的历史迁徙、生产方式和文化交融三个方面研究了《指路经》崇生美学观的产生。彝族《指路经》崇生美学观得以形成的根本原因在于彝人以农耕为主伴有迁徙不断的生产方式,彝族族群在历史上的不断迁徙是其崇生美学观形成的直接原因。迁徙不断致使彝人长期处于一种流浪甚至流亡的生存状态。因此,彝族族群生命存在具有极大的不稳定性和危险性,由此形成了彝人浓厚的家园意识和母慈子孝的伦理美。历史迁徙与独特的生产方式还使得彝人构筑了“祖界”观和“归祖灵魂”观。“祖界”与“归祖灵魂”成为彝人“崇生拒死”生命美的主要表征方式。彝族《指路经》崇生美学观形成的第三个主要原因在于彝汉文化之间的交流互动与融合,尤其是彝文化对儒家、道教、佛教和风水等文化的吸收。这些文化中蕴含的“生”的精神对《指路经》崇生美学观的形成起了重要的支撑与补充作用,拓宽了《指路经》“崇生拒死”生命美的多重向度。第四章主要从彝族《指路经》的生态美、伦理美和生命美三个方面研究了彝族《指路经》崇生美学观之于当代人生存困境的启示。彝族《指路经》稳定和谐的家园观之于当代人生存困境的启示主要体现在两方面:一是其构拟的家园观念与家园意识之于当代人生存困境的启示作用,这种启示并非其形式上的“两个世界”的构建,而是其构拟的“祖界”观念的内涵,即稳定、和谐与充裕的家园观之于我们今天生存的启示意义;二是勤劳、忠诚、虔敬与乐观的民性在今天仍具有启示意义。《指路经》母慈子孝的人伦美之于现代人生存困境的启示主要涉及两点:一是重视人的生命,即情感,因情感是人的生命存在的最高也是最本质的形式;二是重视个体情感的源发现场——“家”。现代社会之于“情”与“家”重视不够,使得乱象丛生。因此,重新发现和建构“情”与“家”,可能将对人类生存具有一定的启示意义。《指路经》“崇生拒死”的生命美之于现代人生存困境的价值在于启示现代人信仰生命本身,而生命“绽开”为日常生活,因此启示我们要回归日常生活。论文结语指出,作为彝人“圣经”的《指路经》可能是彝文化的缩影与代表,它所蕴含的崇生美学观是彝文化所具的“生”意识养育的结果,即彝文化是一种“生”的文化。并指出,在未来仅就美学视域而言,彝族《指路经》无论在深度还是广度方面仍具有较高的研究价值,其诗性思维、时间观念和巫性观念等都值得进一步研究。同时,彝族《指路经》还可与《山海经》《太平经》等经典进行比较研究,亦可同埃及《亡灵书》、古希腊的神话奥德修斯返家进行对比研究。本文以一个更具根本性的疑问结尾,即为何中国西南地区少数民族历史迁徙的史诗形成了他们强烈的归家意识和家园意识,且影响深远,相反,希腊神话中影响较大的奥德修斯重返家园却最终未能成为希腊文化的主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