利顿·斯特拉奇在英国传记史上占有重要地位,他是二十世纪“新传记”的代表人物,为数不多的作品,部部堪称经典。斯特拉奇打破传统,以多位女性为传主,开创了英国传记史上男性传记家创作女性传记的先例。论文以斯特拉奇的三部女性传记为研究对象,着重分析其女性传记呈现出的现代传记的新观念、新方法。论文主要从以下几个方面进行论述：引言部分首先论述了斯特拉奇与“新传记”的关系,其次在综述国内外相关研究的基础上提出了自己的研究思路。第一章主要探讨斯特拉奇创作三部女性传记的动因。布鲁姆斯伯里文化圈给斯特拉奇带来了最新的思想,它对自由的追求,敢于创新和批判的精神也感染了斯特拉奇的创作。19世纪末20世纪初正值英国女性主义运动蓬勃开展时期,斯特拉奇受伍尔夫等人的影响,开始关注女性。成长于“维多利亚式家庭”,斯特拉奇深刻体会到繁荣奢华背后的空虚和腐化,母亲是他反抗维多利亚传统社会的动力之源,成为其女性传主的原型。第二章从“双性同体”这一概念出发,探究文本中女性传主的身份建构与作者之间的关系。三位传主都被刻划成具有双性气质形象,这在很大程度上是斯特拉奇将自我身份觅求移情于传记写作的结果。同性恋者的身份使得他不为社会所理解,陷入身份焦虑,这也被他焦虑融入到传记写作中。通过伊丽莎白女王等几位女性传主的形塑,斯特拉奇希望建构一个对两性自由、和谐的追求者的身份。第三章重点论述了斯特拉奇女性传记呈现出的现代传记的文学性。重视传记的文学特性是斯特拉奇传记推动传记现代转型的重要方面,在这三部女性传记中,他打破传记英雄崇拜的传统,注重“人性”的写作,挖掘传主真实的人性。斯特拉奇在传记写作中借鉴了文学虚构的手法,这种基于传主个性的推测和想象,增强了传记的文学性。现代主义流行的讽刺手法的融入,在增强传记艺术效果的同时,也体现了传记家的自主性。第四章着重分析了弗洛伊德精神分析在斯特拉奇三部女性传记中的运用。追溯传主童年经历是他解释三位女性人格形成的重要角度,体现了他对传主更具人性的理解。从“性驱动力”的角度解读女性传主的情感生活,展现了斯特拉奇对待性话题的坦诚态度以及对传主深层性心理探索的勇气。这都表明斯特拉奇希冀借助精神分析来挖掘女性传主复杂的内心世界,带有很强的实验性。结语部分是对全文的总结。三部女性传记秉持斯特拉奇的传记写作原则,展现出“新传记”张扬个性,追求精神自由的现代思想,深刻影响了此后女性传记的写作,推动了传记的现代转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