文化是一个复杂的系统，包含相互作用的各种成份。文化是多元化的，是包容一切的。因为它的范围广泛，所以至今还没有形成关于它的核心理论。它可以从不同角度进行探讨，并得出截然不同的定义。文化可以定义为“一个群体通过代代的个人和群体的努力而形成的关于知识、经验、信仰、价值观念、态度、意义、等级制度、宗教、计时、标准、任务、空间关系、宇宙的观念和物质实体等沉积物。语言和文化密不可分。没有语言，文化不可能起作用；没有语言，文化也不可能代代相传。通过比较，可以说，文化趋同或趋异是一个动态的渐近的变化过程，这一过程在表面上趋于相似或相异。人们承认文化具有共时性和历时性的双重特征。全球化会产生文化趋同和趋异，这一趋势也表现在翻译上。世界文化的未来走向是文化趋同与趋异并存。在“全球化思考，地方化行动”这一文化观点下，结果将是文化趋同和趋异的混合。文化趋同对翻译有双重的影响。“地球村”上人类共同知识在逐渐增加，各民族之间的文化差异在相对减少；另一方面，在这一过程中，不同文化观念不可避免地彼此互相冲突，并给翻译带来了障碍和难点。由文化趋同引起的翻译难点主要有五个方面：1）词项空缺2）词义冲突3）联想意义差异4）语用之力5）民族文化心理的差异对可译性的探讨是可译性与不可译性之争的主要存在形式。主张可译性的一方认为语言是可译的；翻译作为一种特殊的社会活动是可能的，也是可行的。而后者则认为准确的翻译是不可能。然而，正是这种不断的质疑和辩论使得真相越来越清晰。一般认为，不可译性是深深根植于文化差异之中的。换句话说，文化因地区差异而变化是不可译性的前提。一个特定文化中的语言现象没有完成顺利的转换——这样不可译性就产生了。 <WP=60>从不同角度来看，可译性允许不同的解释，但它们都不能使翻译的可行性与语际交际的可能性结合起来。“异质同构”提供了一种有效的方法来讨论等效问题。异质同构只是相似事物符号学概念的扩展。在讨论可译性和异质同构原则的关系时，刘宓庆教授认为操持不同语言的人的认知和思维模式是异质同构的，就如同人类生存的环境和认知主题是同一个现实世界一样。可译性在哲学观上是以可知性原则为依据的。这一原则认为，世界上的事物都是可知的。换句话说，世界上只有两类事物；已知的和未知的。奈达在《试论翻译的科学》一书中，描述了人类的共同性：a. 人类具有相似的思想过程；b. 人类具有共同的基本的精神反应；c. 人类的生活经历具有相似的文化范围；d. 人类能够使自己适应不熟悉的行为。简而言之，这些共同的人性使语际交际成为可能。毫无疑问，各种语言在下列至少一个方面是不同的：拼写、发音、语法和言语行为。这一事实通常被认为是跨文化交际中的障碍，因此被认为是不可译性理论的理论依据。总之，文化融合的趋势不仅拉近了不同文化，而且也提高了不同语言之间的适应性，因此，极大地缓解了翻译中的难点。语言是文化的载体，纽马克认为语言保留并反映一部分文化。奈达认为，文化一直在运用语言来执行其重要的功能。卡特福特认为，文化差异造成了对于源语句的适当翻译，听起来并不是一个正确的目的语语句。因此，对于可译性限度的描述性分析在五个层次上进行：1）语音语音是语言的重要表达形式，是口头语言中表情达意的重要手段，英汉语在语音规律上相差迥异，某些语音现象在另一种语言中不存在相对应的形式，于是，就出现了翻译中的不可译现象。2）词汇利用词汇在特定语境中的时代特征，语体特征或地域特征等达到某种修辞效果，是日常交际或作家塑造人物、刻化人物性格、描述人物心理的常用手段。3）句法 <WP=61>英汉语分属不同的语系，因此在构词造句的规律方面也必然有着很大的差别，特别是英语是拼音文字，每一个词都是由字母按一定的规律排列组合而成，字母的变动就会构成新的单词，词义也相应发生变化。汉语中的许多合体字也可以拆分，拆分后某些偏旁或部首也能独立成字，从而具有新的字义。4）修辞英语和汉语中有不少相同或类似的修辞格，但由于英汉民族在思维形成、审美观念和语言表达习惯上不同，在翻译过程中有时一种语言中的修饰格根本无法转换，而只能采用词汇或句法手段表达原文修辞格所承载的语义信息。5）文化语言本身不仅是文化的重要组成部分，也是文化的载体。每一种语言都有特定的词汇、成语、典故等“文化负载词”反映这些观念或事物。这种具有特定民族文化内涵词语的可译性限度在文学作品的翻译中尤为突出，从而使作品的语言风格、艺术特色、表现手法等受到不同程度的损失。