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孝经》不仅是一部宣扬孝道的伦理书,更是圣王教化后世如何治理天下的政治书。它在“孝”的基础上提出道德伦理、礼乐教化等系列理念,教导为政者、在位者要积极践行以实现天下大治。自汉代以来,历朝君主无不奉行以孝治天下,《孝经》成为治理国家的根本大法。久而久之,《孝经》已经潜移默化的影响人们的生活,征引其中的语句也成为一种习惯。而诏令、奏议作为研究中国古代政治的重要文献,蕴含着执政者丰富的为政思想。作为君臣之间书面交流的重要方式,诏令奏议频频征引《孝经》以立论,使得《孝经》与国家政治紧密结合,这既是“以孝治国”理念的反映,也是《孝经》政治思想得到统治阶层认可的重要表现。《孝经》以孝为核心,为执政者设计了一套理想的政治模式,也就是为君之德和为臣之道。本文从汉以来诏令奏议征引《孝经》文句出发,分为天子之孝、仁政和匡正谏诤三个章节进行研究。通过分析引用的具体事例,前两章旨在论述政治生活中君主是如何履行《孝经》所载为君者治民之道以及臣下以此为依据来规范君主德行,第三章旨在阐述臣子是如何践行《孝经》提出的为臣者事君之道。从汉以来君臣诏令奏议的征引来看,首先,天子之孝主要运用于孝亲、守丧和立嗣三个方面。天子之孝是体现在国家层面的一种政治品德要求,因此,臣子更多地将其当作规范君主行为的一项标准,强调它的政治功效,对国家治理产生的影响。当君主个人孝行与国家施政发生冲突时,强调先公后私,君主个人举动必须考虑国家层面。总得来说,着重强调政治上的优先性。其次,天子要将爱敬其亲之心推及天下百姓,实施仁政。一方面,“天地之性人为贵”一语被历代君臣用于解决奴婢、宦官问题,并将其作为教化人性的依据,这些都施恩于百姓,爱民的表现。另一方面,在孝治思想的指导下,历朝君臣都认识到礼乐教化的强大影响力,主张制礼作乐以治理国家和人民。最后,对于臣下来说,谏君是道义所在,也是忠孝观念下的一种义务,更是谏官的职责。为人臣子在侍奉君主的过程中,既要将顺,又要匡救。但在具体的政治实践中,不同时期又有不同的侧重点。