译者是翻译的主体,也是文化建构的重要参与者,译者在翻译过程中对原作的理解和阐述不可避免地受到其所处文化背景、个人经历和自身价值观的影响。翻译研究随着“文化转向”,已经逐渐从侧重译文对原作的忠实程度走向重视翻译主体的研究,并逐渐走向深入。种转变改变了翻译主体在传统译论中长期遭到遮蔽,导致译者地位边缘化的处境。阐释学是关于理解和阐释的科学。从阐释学的角度来研究翻译为翻译研究提供了全新的视角。阐释学的发展经历了三个阶段,古代阐释学,方法论阐释学,本体论阐释学。乔治斯坦纳将阐释学与翻译结合起来,产生了翻译阐释学,并提出了翻译的阐释四步骤：信任、进攻、吸收和补偿。每一步骤都渗透着译者的主体性。本文以乔治斯坦纳的阐释四步骤为理论依据,以Death of a Salesman的两个中译本为研究对象,分析两个译本中的翻译差异,用以证明译者主体性贯穿翻译活动的始终,并对翻译的效果产生重要影响,并尝试探究造成译者主体性差异的深层原因。Death of a Salesman是阿瑟米勒最著名的戏剧之一,在国外取得了巨大的成功,多次被搬上舞台,经久不衰。本文所选取的译本分别由著名翻译家,戏剧家英若诚和姚克所译。两位译者生活在不同的时代,翻译的目的,环境也不同,两个译本呈现出明显的差异。本文通过对这两个译本的分析来看译者主体性的发挥在翻译中会产生怎样不同以及哪位译者的主体性发挥得更适当。本文发现,在翻译策略的选择方面,英若诚偏向于归化,而姚克偏向于异化,这从他们对剧中人物名字,修辞,习语和一些与文化相关的词语的翻译可以体现出来。不同的翻译策略产生不同的译本。英若诚的译本更加注重戏剧的表演特性,在语言的选择方面更加口语化,通俗化,更加符合中国语言的特点。由于肩负着向中国介绍外国文化的责任,姚克的译本保留了原文的异质文化,也因此降低了译本的可表演性,尤其是在翻译的最后一阶段,补偿阶段,姚克选择用加注的方法来补偿译本中的缺失,显然不适用于戏剧的翻译。在翻译原剧中的布鲁克林方言时,两位译者不约而同的选择了用北京方言来代替。虽然策略相同,但结果却差异很大。姚克在运用了大量生僻的北京方言影响了译本的可理解性。这也许是北京方言这些年发生了很大的变化所致。本文通过对这两个中文译本的对比研究,从乔治斯坦纳的翻译四步骤的角度论证译者主体胜在翻译中的体现。同时希望能引起译界对于Death of a Salesman及其译本的兴趣。