文学不能排除性爱,作为叙事文学最高形式的小说艺术,更无法摒弃人生中的性爱现象。对于明清人情小说性爱观的研究现状,与人情小说的小说史地位并不相称。本文的写作目的就是对明清人情小说性爱观的复杂表现进行有针对性的考察和梳理,以期探寻其演变轨迹及其蕴含的规律性。无论进行何种研究,都要确定研究对象及其范围。本文研究对象是明清时期包括拟话本小说、才子佳人小说、艳情小说在内的人情小说性爱观。研究范围以《金瓶梅》和《红楼梦》为标志,将其间近二百年时间跨度作为研究的时间限定。对性爱观的定义和内涵作了初步探讨和界定,简要回顾了人情小说性爱观的研究状况,指出进行这一领域研究的必要性,介绍了本文的研究方法和努力方向。明自中叶以后,政治趋于腐败,商品经济发达,商人地位提高,阳明心学盛行,士人心态及人格开始走向多元化,社会纵欲风气流行,文学作品尚至情、倡个性、崇自我;明清易代,社会剧变,士人身心受到重创,个性思潮逐渐退落,实学思潮逐渐高涨;到了康乾盛世,经济得以恢复,社会秩序日趋稳定,文化事业相应发达起来,复古思潮兴起,对婚姻的控制更为严密,引起了关于贞节问题的论战,小说家的关注点转向了与个体密切相关的社会问题,诞生了《儒林外史》、《聊斋志异》、《红楼梦》等具有强烈的反理学色彩的作品,代表了时代的呼声。晚明时期,《金瓶梅》横空出世,以写实手法再现人情世态,成为人情小说的奠基之作。《金瓶梅》充分裸露人欲,描写世态黑暗,挖掘人性弱点,似乎非为审美,意在审丑,客观上却有一定的反封建礼教的效果。好货和好色观念,成为晚明时期择偶婚配的基调,深深地影响着两性之间的关系;西门庆疯狂追逐、掠夺“财色”,狂热追求性满足、性崇拜,而潘金莲等女性也是基于“财色”考虑选择了西门庆,展现了当时纵欲之风。作者根据封建道德标准,赋予笔下各色女性不同笔墨,安排以不同的命运,实施惩戒教化。由于性行为描写和人的本质并不合拍,道德判断和人物形象之间存在扞格之处。性描写越多,说教越无力,纵欲的狂潮吞没了道德教化的旗帜,致使《金瓶梅》的文本深层结构与表面教化宗旨之间的矛盾和悖离。由于文人阶层的不断加入,通俗小说的水平迅速提高,冯梦龙的“三言”、凌濛初的“二拍”、李渔小说代表了这一时期拟话本小说的最高水平。拟话本小说把市民阶层的种种欲望淋漓尽致地铺叙出来,将人性中本能的表现推向高潮。明末清初的文人身上承载了主流道德和异端思潮双重熏染,表现出特定时期的文化山东大学博士学位论文旦旦旦旦旦旦旦旦旦旦里旦旦旦旦鱼旦旦旦旦鱼旦鱼旦旦旦里旦里里里里里里里旦里里里里旦鱼里旦鱼里旦皿鱼里人格和心态。在冯梦龙的思想体系里,“人道”主题、“惩劝”主题与“果报”主题三位一体,表明了市民意识与儒释道思想处于相互碰撞又互相融合的矛盾统一状态。他既大力提倡“情教”思想,鼓励妇女追求自由个性,呼吁社会给她们应有的平等地位,特别是对妓女,表现出极为开明、富于人道的妇女观,又极力为封建礼教摇旗呐喊,真诚地进行着惩劝教化,带有浓厚的传统文人的责任意识和人文气息。 凌檬初身上杂揉了商人气质和士人精神,不经意间就流露出当时市民百姓的好恶心理,同时又时时地自觉到自身的士人责任,表现出市民趣味和士人传统的冲突。“二拍” 由“古今来杂碎事”经过儒家道德判断和市民心理加工制造而来,融进了凌涂初个人的趣味和价值观。市民意识比“三言”更加强烈,表现了较为先进的妇女观、婚姻观和平等意识:宣扬果报教化,也比“三言”有过之而无不及。其表现出的价值判断在儒家正统思想和新兴市民意识之间游移不定,构成了道德判断和审美趣味之间的龄龄现象。 李渔集托钵山人和快活浪子于一身,摆脱了改编、因袭的作法,根据个人见闻运用想象进行自觉地创造,在小说中注入了“自我”,《无声戏》和《十二楼》的创作表现出极强的文人性和独特的个性。由于过分强调创造的自由性,滤去了细节,增加了情节的人为性和游戏性,小说人物形象塑造方面不够成功。李渔从实用主义的角度来解释道德内容,将缘情释理演化为借理阐情,显扬了既欣赏男权主义,又提倡“男女同情”;既对女性失节、再嫁持宽容态度,又对女子嫉妒心理严择苛求的矛盾心理。他既不肯丢弃劝惩传统,又不愿割舍游戏心态,只好劝惩与娱乐并举,统统捏合在欢喜故事之中,使作品整体呈现出诙谐滑稽的喜剧氛围。因此,思想上的劝惩主义与内容上的娱乐主义在共同排斥悲剧意味的时候,起到的只是游戏人生、麻醉人心的作用,在当时的环境具有一定的代表性。 在《金瓶梅》的影响之下,人情小说的发展呈现了新的面貌,主要表现在:大量的艳情小说纷纷出笼,大量的才子佳人小说面世,大量学步《金瓶梅》的“世情书“出现。 与《金瓶梅》拥有大量现实人生信息相比,艳情小说几乎摒弃了所有与性无关的因素而成为一种纯粹的极性之快乐的作品。艳情小说的涌现喷发正是晚明人们撕破理学对人性的蒙蔽,以偏激的极端的方式来反拨禁欲主义的产物。艳情小说毫无顾忌地展示人的自然欲望,唤醒人的肉欲,超越了道德范畴,切入了人的本