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变通”在我国政治、社会和经济各个领域广泛存在,特别出现在政策执行实践和基层社会治理中。乡镇政府在政策执行过程中会受到主体、能力、资源等因素的影响,并非是对国家政策的简单复制执行,这会导致乡镇政府“变通”执行的发生。积极的“政策变通”执行是政策执行主体对基层执行环境进行统筹考虑基础上所做出的行为选择,更加符合基层发展的实际,有利于国家政策有机嵌入到基层社会中,让国家政策在基层落地生根。然而政策变通执行超过一定限度演化为“消极变通执行行为”,会影响国家整体政策的延续性与稳定性,极易异化为破坏公共利益的力量。因此,分析和探讨乡镇政府变通执行行为,追溯其背后的成因、限度与治理对策,是一个值得研究的课题。本文综合运用案例分析法、访谈法、系统分析法等研究方法,借鉴史密斯政策过程模型、街头官僚制理论、政府自主性理论,关注变通执行的自主、限度、治理视角,构建出乡镇政府变通执行“自主—限度—治理”的解释框架。同时以J省若干乡镇为个例,剖析乡镇政府变通执行的表现与背后的行动逻辑。研究发现乡镇政府的自主受到政府自主性和官僚自主性的双重影响,自主使“变通执行”行为成为可能,乡镇政府政策变通执行具体表现为自定义性、调整性、选择性、歪曲性政策变通,其成因与史密斯提出的政策框架、执行机构、政策环境、目标群体四个维度高度契合。然而并不是所有的变通执行行为都发挥积极的作用,都有利于上级政策的贯彻实施,因此要对积极的变通执行行为规定限度,遵循合法性与有效性逻辑。对于超过一定限度的变通执行行为要从政策框架、执行机构、政策环境、目标群体四个维度出发进行治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