自德国学者乌尔里希·贝克提出风险社会理论,表明着人类对于自身所处的社会进入了一个崭新的认知阶段。即从以经济发展、社会福利建设以及社会安定为目标的“工业社会”时代转向以社会如何预防由于人类工业时代所积累的财富技术所带来的风险之威胁为目标的“风险社会”。这也使得各国学者的研究目光集中到了风险社会理论的领域之下,一时间在社会学、经济学以及环境资源方面关于该理论的研究不断涌现,并且在2007年劳东燕教授所著的《公共政策与风险刑法》一文的推出,也揭开了我国刑法学者对风险社会理论研究的序幕,同时也取得了一些成果。其中有些学者认为将风险刑法作为当下风险社会语境下刑法的应对,传统刑法在风险社会中无法有效应对风险所带来的严重后果。但是本人却对此有着不同的看法。风险社会是一个“舶来品”,任何“舶来品”在中国得到良好发展就必须要以中国本身的社会形态作为基础,否则无法真正的发挥其应有的作用。在我看来,推崇以风险刑法代替传统刑法的学者中,有一部分没有很好的理解何为风险社会理论以及该理论中的核心内容——“风险”的含义以及对中国风险社会的面相的把握程度还不够,同时笔者还认为,支持风险刑法的学者依旧无法解决风险刑法在违法性的认定上所出现的问题以及风险刑法在我国当前社会如何落实或者说风险刑法的立法成本等一系列问题都没有很好的解决途径的情况下,贸然推出风险刑法是较为不成熟的做法。本文选择简要分析国内外学界关于风险社会以及风险刑法理论的理论研究成果为起点,结合国内研究现状将文章首先转向对“风险”的内涵之探讨。由此展开对“中国风险社会面相”进行价值之评析,在此基础上结合国内相关刑法学界关于刑法的基本立场的论述提出本人风险刑法相关理论中的对违法性的认定,同时结合我国司法实践中一系列刑法修正案的推出所出现的“传统刑法崩塌进而转向风险刑法”观点的反驳,最终明确指出我国当前社会还是应当保持用传统刑法理性应对风险社会理论的冲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