本文的研究对象是中国近代旅外游记,主要包括从1861年到1927年间中国人旅欧、旅美、旅俄、旅日的游记。本文认为中国近代旅外游记与中国现代民族国家建构之间有着深刻的联系。这不仅因为中国近代旅外游记的产生是由现代民族国家建构直接推动的,而且这些游记也集中体现了中国人对现代民族国家最早、最直观的想象和认识,同时还记载了这些旅外游者在面临中国现代转型的巨变时最为复杂的感受和心态。因此本文选择以“民族国家想象”为视角,对中国近代旅外游记进行梳理和研究。　　 艾布拉姆斯(M.H.Abrams)在《镜与灯》中谈到,任何文学活动都包括四要素:世界、作家、作品、读者。本文根据这一理论,将文章分成四个部分:旅外游记的历史机缘、旅外游记作者的复杂心态、旅外游记中的西方形象、旅外游记的书写与传播。而这四个部分都与民族国家想象与建构密不可分。　　 首先是近代旅外游记的历史机缘。本文涉及到的时间段为1861年到1927年。而这个阶段正是中国现代民族国家建构的开始阶段。1861年,作为中国第一个外交机构的总理各国事务衙门建立,从此中国被纳入现代民族国家体系。随后数十年,中国展开了包括洋务运动、戊戌变法、清末新政、辛亥革命、新文化运动等一系列变革运动,力图实现现代民族国家的建构。直到20世纪20年代末,在“五四”的余绪中民族国家转型的最初阶段方告一段落。近代旅外游记正是在这一背景兴起和发展的。1861年后,清政府分批外派官员出洋考察以了解西方主导的现代民族国家体系,这一过程一直持续到清末新政时期。这些官员们写作的旅外游记就成为近代旅外游记的最初作品。国门一开,不仅是官员,还有其他人也因各种因为得以游历海外,所有这些人留下了不少珍贵的游记,从不同的角度展开对西方形象的描述,从中体现出他们对中国现代民族国家建构的焦灼心态。因此近代旅外游记的历史机缘就是中国现代民族国家转型的开始。　　 其次是近代旅外游记作者的写作心态。近代以来,中国数千年的“帝国天下”想象遭到了重创,被迫采纳西方主导的现代民族国家标准。这一过程是极其矛盾和痛苦的。近代旅外游者由于最早,最直观地感受到这一切,因此他们所承受的压力也就远比国内的中国人要强烈得多。他们内心的矛盾与困惑主要包括三个方面:一是“游与不游”:指的是近代旅外者对于是否出游的矛盾和复杂心态。在传统帝国天下想象的观念下,只有“以夏变夷”,而非相反。如今出洋向西方学习,自然承受了巨大压力；二是“注视与被注视”:远游的旅者在很长一段时间内,自己也带着“天朝上国”的心态来审视西方文明。这便是“注视”。但与此同时,他们敏感到自己在“被注视”着。这种由“注视”到“被注视”,让中国人体会到了位置与权力关系的转移,从而重新认识到了另一个与过去自我想象所不同的自我,那就是自己并非高他人一等,而自己所代表的民族,也并非高于他国的“天朝”。这正是现代民族国家体系中民族多元平等的特征。三是“承认与不承认”:最初的出游者带着传统中国文化至上的心态观察西方文明,当然有着相当的傲慢。自然在很多情况下表示对西方文明的“不承认”。但是另一方面,眼前的西方人的生活环境、器物用度、甚至政治制度等等却明显地较之中国具有相当的优越性。诚实的记录者又不得不对西方文化加以“承认”。就是在这样的“承认”与“不承认”的反复纠缠和较量中,中国的旅外游者逐渐加深了对西方文化的了解。但同样的,越了解,就越偏向于“承认”。而“承认”所带来的,是向西方学习建构民族国家的实践努力。　　 第三是近代旅外游记中记录的西方形象。近代旅外游者在游记中主要记录了四种西方形象:地理形象、器物形象、制度形象和文化形象。首先可以看到的是,旅外游者在游记中大量记述了所直观感受到的世界自然地理和人文地理的图景,并逐渐对于现代西方地理知识有了理性的认知。事实上,这种对于西方地理形象地描述与体认,表达了中国人对于民族国家体系的想象。其次可以看到的是,旅外游记中有大量对于民族国家“资格”的想象,包括对西方器物、制度和文化形象的体认。这分别是从民族国家的物质条件、制度条件和文化结构等方面对民族国家的想象与认识。其中,在旅外游记的初期和中期,对于西方地理的形象记述内容非常丰富与鲜明。而对于西方器物形象的记述,在第二阶段表现非常明显,这和洋务运动的发生紧密相关。对于西方制度形象的记述,在第三阶段最为丰富,这与戊戌变法和清末新政的立宪运动密不可分。而对于西方现代文化形象地记述,在第四阶段最为理性深入,则与民国之后的新文化运动密切相连。　　 最后是近代旅外游记的书写与传播。近代旅外游记主要包括四种不同的书写形式和传播方式。前三种出现在晚清:一是以郭嵩焘、黎庶昌和薛福成为代表的旅外官员游记的书写与传播:他们的作品在选材上注重西方礼制,文风上呈现典雅的风格,主要是在朝廷和同僚间传播。这正体现了士大夫阶层对民族国家的想象。二是以王韬为代表的平民旅外游记,其书写呈现小说化风格,通过画报在市民中传播。这代表了市民阶层的民族国家想象,其影响力也主要在市民阶层中。三是以梁启超为代表的维新派旅外游记,其书写乃是政论化、鼓动性的风格,通过大众传媒向公众传播,体现了维新派全力推进民族国家建构的努力。最后一种是“五四”新文化运动时期的旅外游记,书写上主要有两个方面的特征:一方面是借“游”抒情——这是新文化运动推崇个体意识的表现。但从根本上来讲,也是通向民族国家建构的。另一方面也有对新苏俄形象的争论,这实际上是在新时期对民族国家制度选择的思考。这四种不同风格的游记的书写形式与传播途径有密切关系,都受到目标受众或“隐含读者”的影响。这四种游记分别从不同的角度和层次参与了民族国家想象与建构。　　 本文的创新点主要包括这样三个方面:　　 第一、从民族国家的角度切入近代旅外游记研究。认为近代旅外游记是最早、最集中、最直观地展现中国民族国家想象和建构的重要文学文本。本文分别从近代旅外游记的历史机缘、作家心态、文学形象和书写传播等方面对旅外游记与民族国家之间的关系进行了考察和论证,认为中国民族国家转型塑造了近代旅外游的各个方面的特征,同时近代旅外游记也通过自己对西方形象描写与体认参与了中国民族国家的想象与建构。由于民族国家建构是中国的现代性转型最为核心的内容,因此近代旅外游记研究也应该成为中国现代性研究一个组成部分。　　 第二、本文认为,近代旅外游记对民族国家的想象包括四个层面,即地理、器物、制度和文化。随着时代的推进,从晚清到“五四”,旅外游记在这四个层面逐步深入,一步步放弃了传统的帝国天下想象,转而展开现代民族国家的想象和理解。　　 第三、本文认为,近代旅外游记的书写形式和传播途径也是和民族国家想象密不可分的。如上所述近代旅外游记主要包括了四种主要的书写和传播形式,这四种形式深受民族国家想象的影响,同时也进一步参与了民族国家的建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