王蒙小说是一个巨大的存在。首先是小说的数量巨大，含纳的社会历史经验异常丰富。某种意义上说，他的小说是当代中国历史的一面镜子，王蒙本人是巴尔扎克意义上的“书记官”；由于王蒙对人的灵魂、精神深度的关照，他的小说又具有勃兰兑斯所说的“灵魂史、思想史”的价值。其次，王蒙的小说，语言汪洋恣肆、日常生活口语、政论语言、诗化语言、音乐语言等杂处共生，语法结构千变万化，修辞策略丰富多彩，从文体观念上来说，对汉语小说的成规有重大突破。第三，无论是王蒙本人还是他的小说创作都孕育、诞生在“革命”政治、“革命”文化的语境中，但是王蒙是极少数献身于“革命”政治、“革命”文化之中又能有所超越并做出深刻反思的作家。 王蒙小说之所以形成如此的强势与“重量”，似乎都和音乐有关： 第一，在所有的“语言”当中，音乐是最不拘形迹最自由的一种语言；音乐在形式上的自由也带给它精神与思想上的自由。正是音乐在美学上的自由天性引导王蒙不仅在小说文体上进行创新，而且在精神上获得了一种浮士德式的追问与探索的本性。 第二，音乐资源的多样性带来王蒙精神结构的多元性，俄罗斯古典音乐、前苏联的革命歌曲、中国西北少数民族音乐、甚至好莱坞的电影音乐、西方现代主义音乐都可能是王蒙获取精神与文化素养的主要来源，正是这种音乐和文化资源的多样性使王蒙对“革命”政治与“革命”文化有所反思与超越。 正是基于上述认知，本论文的核心内容(正文部分)有两部分： 一、通过对文本的细读，找出哪些音乐构成了王蒙小说的音乐资源，这些音乐的文化性质及对王蒙思想的影响。这一部分是外部的、实证的研究，实证的材料和思路有如下三点：(一)王蒙本人提供的材料。(二)小说文本中出现的“音乐”：王蒙所说的“音乐是我的作品的一部分”突出体现在小说文本中对音乐的引用。通过阅读他四个时期的小说文本(五十年代的“青春时期”、八十年代的“意识流”小说、九十年代的“季节系列”和21世纪初“后季节”小说)可以清晰地看到，音乐(大量的歌曲早已和文本溶化在一起，在创作中一直贯穿下来，共同完成小说的叙述，完成人物性格、心理、形象的刻画塑造，和小说互为镜像，成为互文本。小说中的这些歌曲，也参与特殊历史进程，承载了太多的坎坷，蕴含了别样的意蕴，当然成为触摸那段历史进程无法绕过的重要文本。(三)这些“音乐，出现的语境材料：小说文本中出现的音乐呈现出了清晰的线索：在流动变化的语境中，音乐的历时性和共时性的特征意义凸现出来。每个时代各种相关的政治、经济、文化、伦理等形态构成的社会语境，在音乐中折射出来。突出体现、反映了新中国半个多世纪社会变迁史、部分当代人(知识分子为主)的心灵史。 二、音乐作为一种特殊语言对王蒙小说的影响(内部的、形式的、文体结构的分析，但遵循“从形式走向意义”的方法论原则。) 文学的音乐性是已然存在的。古今中外的诗歌创作和研究中有大量的表现，小说的音乐性随着小说体裁的出现而同步诞生。最有成效的是米兰·昆德拉的小说创作的音乐性实践和巴赫金的“复调小说”的艺术理论。这些再次证明了文学与音乐在艺术本质的同根同源性。似乎是巧合，却又是在情理之中，王蒙小说在创作过程中，音乐的形式给他小说文本启发最大。 音乐，给他的小说创作以美学的启示，他读懂了音乐形式的隐喻，他又将这种启示在文本的创作中得以贯穿和实践，形成了他小说的音乐性的内在艺术表现。 其实，在音乐美学当中，至今争论不止的无法解决的就是什么是形式、什么是内容。这些在其他艺术门类不成为问题的元问题，在音乐美学的领域确是具有特殊的意义，音乐的形式，也成为“有意味的形式”。小说的形式和结构言说着文本“不可言说”或“无法言说”的话语。借助于音乐的概念与分析范畴，解说、阐释王蒙小说形式上的创新，并由此上升到对“不可言说”的(文学范畴难以解读)的意义的分析，是论文正文的第二部分内容。