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经济金融全球化强势席卷全球的形势下,全球金融业的发展早已经踏入了国际化的轨道。尤其是在20世纪90年代起,掀起了世界范围内的第五次并购浪潮,此次并购浪潮银行业的并购成为了主角。因此而推动了国际银行业的整合,促进了银行业向业务的全能化、服务的全球化方向发展。花旗银行、摩根大通银行、东京三菱银行等全能型巨型银行应运而生。自从我国2001年12月11日正式加入WTO以来,随着五年过渡期的结束,我国兑现承诺,宣布对外资银行开始实行国民待遇。随后,诸如花旗、汇丰、渣打等外资银行纷纷在我国境内开设分支机构,国内商业银行除了本土的同业竞争之外,还要开始面对世界范围内的商业银行跨入国土带来的更为激烈的竞争。回顾我国银行业走上国际化道路的历程,首先是国外银行的进来,再是国内银行的外出。进出之间显而易见的是,改善了我国商业银行的资本充足程度,另外,外资银行先进的管理经验和经营技术也在我国逐步传播。我国银行业取其精华、去其糟粕,积极地在金融全球化的背景下不断的提升自身竞争实力。在银行业全面开放的今天,中资银行“走出去”的步伐,相比较于外资银行强势的“引进来”,显得力量微弱。截至2012年末,我国商业银行跨国并购共27起,而且除了并购案例稀少,并购规模和交易金额也相对发达国家和地区小许多,至今甚至还没有上百亿美元的并购案例。相较于西方发达国家,我国的商业银行的海外并购之路还只是一个开始。中国银行于1984年9月13日,收购了澳门大丰银行50%的股权。该事件开我国商业银行海外并购之先河。当时并没有引起广泛关注,但是也表明了我国商业银行向海外扩张是在未来发展规划之内的。股份制商业银行海外并购的第一例是中信实业银行,该行于1986年收购了香港嘉华银行61.38%的股份,斥资3.5亿港元。之后的十年之间国内商业银行海外并购事件一共只有九起,并购方主要就是中国工商银行、中国建设银行和中国银行这三家国有银行。被并购对象中有8家集中在我国港澳地区,只有1家印尼中央亚细亚银行真正跨出国界。到了2006年中国建设银行收购美银亚洲100%的股权开始,掀起我国商业银行海外并购的小高潮。除了前面提到的三家大型国有商业银行以外,民生银行、招商银行股份制银行、国家开发银行这样的政策性银行也参与其中。而且在并购规模和交易金额上都有了较大的提高,只是相对西方发达国家而言仍然不上规模。这有待我国商业银行日后的国际化扩张能力的提高,这不仅应该提上日程,而且将是一个长期而持续的目标。至今,我国商业银行的海外并购事件共有27起。1984年至2006年可以视为我国商业银行参与海外并购的第一阶段,在此期间,商业银行参与并购活动并不活跃。案例零散,没有连续性,而且并购对象集中在我国港澳地区。国际上20世纪末就金融自由化并没有对国内金融环境产生很大的影响。一方面是由于当时由于加入世贸组织的保护期还未结束,一方面是金融业本来不够成熟。更多的是因为我国开放程度本来就比较低,并且处于经济体制改革时期。2006年至今可视为我国商业银行参与海外并购活动的第二阶段,在此期间,我国对外开放的力度大大加强,国内企业“走出去”的步伐越来越快。同时,在此期间也经历了全球性的金融危机,西方发达国家遭受严重的打击,金融危机带来的经济破坏不亚于一场战争。我国由于经济金融全球化的程度还比较低,加之国内宏观政策上适度的调控,在金融危机中受到的危害相对较小。在2006年之后的几年里,我国商业银行参与海外并购活动的频率明显增大。并购对象也从主要集中的港澳地区走向东南亚地区,再走向南非、拉美等新兴市场经济地区。目前还较少涉足欧美发达经济国家,但也已经有案例。这表明了我国商业银行海外并购的主线就是从地缘、文化相近的国内港澳地区到东南亚地区,在到有强大发展潜力的新兴市场经济国家,再到市场经济成熟稳定的欧美发达经济体。如此一步一步开辟海外扩张的道路。国内关于商业银行海外并购的效率研究,大多都是基于国外已有的研究成果。无论理论还是实证方面,国外都有比较丰富的研究成果。在理论方面,研究比较多的是商业银行开展海外并购的动因理论,目前已经比较成熟,如规模经济理论、范围经济理论、市场势力理论、交易费用理论、价值低估理论、效率理论等。在实证研究方面,主要采用财务指标法、事件研究法和前沿分析方法。目前,前沿分析方法被越来越多地采用,包括参数分析法和非参数分析法。参数分析法主要有随机边界法(SFC),厚前沿法(TAF),自由分布法(DFA)；非参数法主要有：自由处置法(FDH)和数据包络分析法(DEA)。1其中数据包络分析法(DEA)是本文在实证部分所采用的方法,这也是目前在研究效率方面应用比较多的分析方法。该法的规模不变模型(CCR模型)由Charnes、Cooper和Rhodes于1978年发展Farrell所建立的DEA模型而得来,并且1984年由Banker, Charnes, Cooper改变假设条件而进一步发展为规模可变模型(BCC模型),并且在企业、商业银行、学校、医院、市政工程等领域的效率研究中得到广泛的应用。前述各实证研究方法国内学者也均有借鉴,应用于对国内商业银行海外并购的效率影响研究中,得出的结论也尚未有统一定论,众说纷纭。这有待日后的继续深入研究。近几年,随着国内商业银行参与海外并购案例的增加,对于商业银行海外并购所产生的效率研究提供了研究对象。国内在理论和实证方面的文献都不是很多,而且理论方面更多的是参照国外已有的研究成果。实证方面的研究方法的运用也不是很丰富,而且体现出个案研究为主的特点。有的学者将国外商业银行海外并购案例进行较为细致的分析,进而与国内案例进行对比,得出可以向之学习的地方；有的学者借鉴国外学者的研究方法和模型,对国内的商业银行效率进行实证分析,对比各大商业银行的运营效率；在研究海外并购效率方面,多数学者采用财务指标法、事件研究法和前沿分析方法中的一种或者几种相结合,对并购前和并购后的商业银行运营效率进行对比分析,进而得出并购是否产生效率的提高的结论。也有的学者选择一些没有参加海外并购的商业银行作为对比组,同时运用模型核算参与海外并购的商业银行的效率,二者对比之后分析海外并购是否能够提高商业银行的运行效率。总之,随着国内商业银行海外并购案例的增加,相信还会有更多的研究方法和研究成果产生,为我国商业银行海外并购提供理论和实践的指导。本文旨是在对我国商业银行海外并购的案例进行回顾的同时,基于大量的文献阅读和梳理,总结我国商业银行海外并购的经历和特点,分析存在的问题,研究我国商业银行海外并购的背景、动力、理论依据,进而以实证分析的方法评价商业银行海外并购的效率影响。并选择典型案例：中国工商银行股份有限公司,招商银行股份有限公司进行实证分析。本文的创新之处主要在实证部分。实证分析过程中首先基于现金增加值法的原理运用多元线性回归模型筛选商业银行的投入-产出变量。这是一种定量的筛选方式,比起直接用已有的生产法、中介法和资产法定性选择更加具有统计上的说服力。再运用数据包络分析方法进行核算,针对得出的结果评价海外并购对商业银行效率的影响。以期为我国商业银行海外并购之路的研究贡献微薄的力量。