近年来,随着我国经济的不断发展,人均收入的不断提高,财产性收入成为影响居民重要的收入来源之一,对我国居民生活质量的提升发挥着重要的作用,家庭资产配置也因此成为了事关民生的重要微观决策。然而,由于我国长期处于城乡二元结构,经济及金融的非均衡发展导致我国农村居民一直以来受到较为严重的金融排斥。传统金融模式下,由于农村居民资产较少且收入较低,其金融需求难以被满足,这种严重的金融排斥现象也使得居民财产性收入正逐渐成为扩大我国城乡收入差距的根源,制约着我国经济、社会的进一步发展。随着互联网技术的发展,数字普惠金融的出现为解决农村金融有效供给不足提供了切实可行的解决方案。作为数字经济与普惠金融的结合,数字普惠金融可以有效降低金融服务的获得及风控成本,提高金融服务的可得性;同时,数字普惠金融也为金融知识的传播提供了新的媒介,有助于提高农村居民的金融素养。数字普惠金融以其“普”与“惠”的特点,可以更好地触及我国金融弱势群体,满足其多元化金融需求,进而缓解农村金融的供需矛盾,通过提高农村居民对于金融市场的参与,优化其家庭资产结构。因而不难看出,数字普惠金融的发展有助于缩小城乡收入差距,对于乡村振兴发展战略的实施起着重要的支撑作用。为了更好地研究数字普惠金融对于农村居民资产结构的影响,本文在家庭资产配置理论的基础上,分别围绕收入、金融环境及金融素养三个维度对我国农村家庭资产结构的发展背景进行了分析。在厘清其发展背景后,对我国农村居民家庭资产发展特征进行研究。数据显示,随着我国经济的不断发展,农村居民收入结构已经出现了明显的转变,收入结构变得更为均衡,由经营性收入为主,转变为经营性收入、工资性收入、转移性收入并存的格局。家庭收入总量及结构的变化为我国农村居民资产结构优化提供了数量基础。从金融环境来看,我国农村金融环境持续改善。一方面,随着国家政策的支持,我国农村金融基础设施不断完善,金融机构网点数不断提升,2019年农村银行数量已达到12.66万个,农村金融服务能力不断增强;另一方面,随着农村金融体系改革的不断推进,我国已逐渐形成了多层次的农村金融服务体系,政策性银行、商业银行、农村信用社、非银金融机构实现良性有序的竞争,为农村居民提供了更为优质的多元化服务。金融素养方面,近年来我国农村居民金融知识水平提升较快,且学习意愿强烈,未来有着进一步提高的趋势,为农村居民资产结构的优化提供了良好的主观基础。而从资产结构发展现状来看,目前我国农村居民金融资产总量不断提高,但仍与城市居民有着较大的差距。而从结构上看,农村居民资产结构虽出现了多元化趋势,但仍以房产为主,金融资产占比较低,且结构较为单一,以存款为主。因而从我国农村居民资产结构发展现状而言,数字普惠金融的发展具有必要性。在综合分析现有理论及农村居民资产结构发展现状的基础上,本文分析了数字普惠金融对农村家庭资产结构的影响机制,使用中国家庭金融调查（CHFS）及北京大学数字普惠金融指数（2011-2020）构建三期市级数据,采用固定效应模型进行实证研究。为了更好地探究数字普惠金融对于农村居民家庭资产结构的影响因素,本文在基准回归的基础上,通过更换解释变量以及引入交互项的方式对数字普惠金融的作用机制进行探究。一方面,本文通过数字普惠发展子指标使用深度、数字化程度、支付业务、保险业务可衡量金融产品的可得性,分别作为解释变量进行回归;另一方面,本文借鉴何婧、李庆海（2019）的做法,在基准回归中加入金融素养与数字普惠金融指数交互项,以此探究数字普惠金融提高农户金融素养这一作用机制。最后,本文依据资产结构的影响因素,分别从户主、家庭、地区三个维度考察了健康水平、资产总量及区位的异质性。本文研究中可能存在反向因果及遗漏变量的内生性问题,因而采用工具变量法对模型进行检验。本文参考史晓（2021）及张勋（2020）的做法,运用两阶段最小二乘法,以加权后的距杭州球面距离作为数字普惠金融发展水平的工具变量。实证结果显示,首先,数字普惠金融的发展显著提高了农村居民家庭资产结构中金融资产的占比,优化了农村居民的家庭资产结构,户主年龄、风险态度、健康、家庭总收入及当地互联网发展水平也对农村居民资产结构的优化起着显著的积极作用。其次,数字普惠金融通过提高金融产品可得性对农村家庭资产结构产生影响,金融素养对其作用的发挥具有正向调节作用。数字普惠金融的发展不仅为农村居民提供了获取金融服务的线上渠道,丰富其金融服务选择,还成为农村居民获取金融知识的重要媒介,对于缓解信息不对称,提高农户居民金融素养方面有着重要意义。再者,数字普惠金融对不同特征农村居民资产结构的影响具有异质性。数字普惠金融对于东部地区、中等资产水平以及较高健康水平的农村家庭而言具备更加显著的促进作用。最后,本文结合理论及实证研究,针对我国数字普惠金融的发展提出了政策建议。